王稼祥和这个苏联姑娘结婚不久，就发现两人在性格、爱好、习惯上大相径庭。王稼祥性格内向，做事稳妥、行为稳健、思维敏捷，而女方生性好动，做事毛糙，又任性不羁，真是一个爱静，一个爱动。王稼祥生性不会应酬，也不愿为此浪费时间，更不会背后评论他人。两人在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事方面开始产生矛盾。 王稼祥1906年出生在安徽泾县一个商人家庭，从小接受传统私塾和新式小学教育，后来到芜湖、南陵等地求学。1925年他在上海接触进步思想，同年加入共青团并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秋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那段时间他一边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边承担教学任务，生活高度规律，每天大量时间花在读书、备课和研究上。他为人低调谨慎，讲话不多，处理事情讲究逻辑和分寸，从来不喜欢热闹场合，也不爱参与闲聊或社交应酬。 这位苏联姑娘是他在红色教授学院认识的，两人1928年底或1929年初结婚，住进学院分配的独立宿舍。婚后没多久，性格差异就暴露得特别明显。王稼祥习惯安静专注，回到宿舍就埋头工作，喜欢一个人整理思路、写笔记。妻子则完全相反，下班后精力旺盛，喜欢到处活动，说话多、手脚快，做什么事都比较随意粗枝大叶。她经常拉着王稼祥聊天、讨论各种琐碎话题，或者要求他陪着出门走走、见朋友。王稼祥对这些不太适应，他觉得时间宝贵，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学习和思考上，不愿把时间花在无谓的应酬和闲谈上。他从不背后议论别人，也不喜欢那种热闹的聚会氛围。 两人日常习惯也对不上。王稼祥作息规律，早睡早起，房间收拾得整齐，东西摆放有条理。妻子做事随意，东西乱放，作息也不固定，经常兴致一来就拉人聊天到很晚。这种差异积累下来，生活中的小摩擦越来越多。王稼祥更倾向于独处思考，她则需要不断交流和热闹，两人节奏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更麻烦的是外部环境变化。1927年国内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遭到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这件事在苏联引起很大震动。苏联党内和社会上开始流传“中国革命已经彻底失败”“中国共产党没有前途”的说法。这种悲观情绪蔓延开来，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和支持明显减弱。很多人觉得中国不再是世界革命的重点，甚至认为中国革命已经不可挽回。 这位苏联姑娘自然受到周围舆论影响。她当初嫁给王稼祥，一方面是出于对世界革命的理想，另一方面也觉得嫁给外国革命者能让自己脱离普通生活，成为“重要人物的妻子”。结果国内革命受挫，舆论风向一变，她开始觉得这桩婚姻选错了对象。中国革命在她眼里成了没有希望的事业，王稼祥的身份也跟着贬值。思想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两人本来就性格不合，现在又加上对革命前景的看法完全不同，隔阂进一步加深。 1929年上半年，她父亲被当地苏维埃机构认定为小工业主，选举权被剥夺。王稼祥知道后，认为这属于个人家庭背景问题，建议她主动向共青团组织如实汇报，体现对组织的忠诚和坦白。他觉得这是原则问题，个人感情不能凌驾于组织纪律之上。没想到她反应强烈，认为一个外国人没资格管苏联人的内部事务，觉得他干涉太多，还带有民族偏见。王稼祥继续劝说，强调要抛弃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对组织要绝对坦诚。但这些话反而让她更生气，觉得他越界了。两人为此争执多次，关系彻底破裂。 1929年秋天，两人正式分手。王稼祥从学院另外申请了一间宿舍，把原来的房子和里面的家具、生活用品全部留给对方，自己只带走书籍和个人必需品。离婚手续办完后，他没有对外多说，继续专注学习和研究。1930年3月，他完成学业回国，投身国内革命工作。 这段婚姻持续时间很短，大概一年左右就结束了。分手后王稼祥再没有提起过这段经历。1938年他从苏联回国后，在延安与朱仲丽结婚，两人相伴多年，一直到1974年王稼祥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朱仲丽一直照顾他的生活，两人共同度过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