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欠了我们家400块大洋，现在可以还给我们了吗？”2015年孝感市人民政府，一位衣着褴褛的大爷拿着一破旧泛黄的旧纸条，敲开了当地领导的办公室大门。 2015年的一天，孝感市政府的大门前，来了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他叫杨明荣，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用油纸层层包裹的物件，在政府门口犹豫了许久，才慢慢走上前，轻声向工作人员开口：“同志，我爷当年借了400块大洋给红军，现在家里实在难撑，想问下，这笔钱还能还吗？” 工作人员一看大爷这模样，又看了看他手里小心翼翼捧着的油纸包，知道这事不简单，立马重视起来。他们扶着杨明荣坐下，倒了一杯热水，然后接过油纸包，动作轻柔地一层层拆开。拆开最后一层时，一张小小的纸条露了出来。 这张借条长12厘米、宽4厘米，已经严重泛黄，边缘还有破损，部分字迹也模糊不清，但上面的红色五角星印章依然能看清。工作人员仔细辨认，才看清借条上的内容，大致是“因我们红军现在扩大武装经济……特向杨长银先生借大洋四百元……”，落款是“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七大队孝感县特务营第一分队”，还盖有队长涂杏的印章。 杨明荣看着这张借条，慢慢说起了背后的往事。这张借条是他的祖父杨长银留下的，时间要追溯到1930年。那一年，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一师在孝感阳平口战斗后，进行扩编整训。当时红军处境艰难，缺衣少食，连作战的武器弹药都不够，急需资金来维持队伍运转、购买物资。 杨长银当时是当地的开明村民，思想上拥护红军，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办事、为国家谋出路的队伍。当红军分队队长涂杏带着人找到他，说明情况想要借钱时，杨长银没有犹豫，当即决定拿出家里的积蓄。可家里的现大洋不够400块，他就让当时21岁的儿子杨文顺，也就是杨明荣的父亲，去亲戚家借了100多块，凑足400块大洋，亲手交给了涂杏。 涂杏十分感动，当场写下了这张借条，郑重承诺，等革命胜利后，一定会归还这笔钱。杨长银接过借条，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他告诉家人，这不是普通的欠条，是红军的信物，无论再难，都要好好保管。 后来，国民党还乡团疯狂搜捕支持红军的群众，杨家人为了保护这张借条，把它藏在房梁的缝隙里，哪怕被人殴打、逼问，也始终没有交出来。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通知过，持有当年红军借条的群众可以去兑换，但杨长银觉得，当年借钱给红军是应该的，是为国家做贡献，没必要去要回来，就一直把借条珍藏着。 杨长银去世后，把借条传给了儿子杨文顺，杨文顺临终前，又郑重地交给了杨明荣，反复叮嘱他，一定要好好保管，不能弄丢。杨明荣牢记祖父和父亲的嘱托，几十年来，一直把这张借条当传家宝一样珍藏。 可天有不测风云，2014年，杨明荣的老伴患上了肺癌，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不少外债。杨明荣年纪大了，干不动重活，没有收入来源，家里的日子过得举步维艰，实在走投无路，他才想起了这张珍藏了85年的借条。 工作人员听完杨明荣的讲述，十分动容，立马把情况上报给了领导。孝感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当即组织历史专家和技术人员，对这张借条进行核查和鉴定。专家们翻阅了1992年版的《孝感县志》，上面明确记载着1930年红一军一师在孝感扩编筹钱的事情，杨长银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经过技术鉴定，这张借条确实是1930年红军出具的原件，印章也是当时红军分队队长涂杏的印章，没有任何伪造痕迹。随后，工作人员又咨询了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年1块大洋的价值，大致相当于现在的60到80元人民币。 考虑到杨家三代人85年来对借条的坚守，以及杨明荣家里的实际困难，政府最终决定，按1块大洋兑换100元人民币的标准，给杨明荣兑付4万元现金。除此之外，政府还特意为杨明荣申请了农村低保，解决了他老伴的医药费问题，还特批资金，帮他盖了新房，让他们老两口能安度晚年。同时，政府还为杨明荣颁发了荣誉证书和慰问金，肯定了杨家先辈对革命事业的支持。 拿到4万元钱的那一刻，杨明荣老泪纵横，嘴里反复念叨着：“爷，爹，红军没骗咱，政府也没忘咱，这笔钱，终于还了。”后来，那张见证了军民情深、承载着红军信义的借条，被送到了孝感市博物馆收藏，成为了那段革命历史的重要见证。 很多人都说，400块大洋，时隔85年，政府依然兑现承诺，这不仅是对杨家的回馈，更是对当年支持革命的所有群众的尊重。红军当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承诺，不是一句空话，政府如今的做法，更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有借必还”的信义，也让我们看到了军民同心、风雨与共的深厚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