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有超过300万中国军民因伤口感染丧生，每十个受伤者中，就有八个倒在了“等不到药”的绝望里。 这不是冰冷的数字，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无数家庭的破碎，而这份苦难，深深揪着每一位爱国医者的心，汤飞凡便是其中最坚定的一员。 或许很多人听过“汤飞凡造青霉素”的传闻，但今天要讲的，是历史最真实的模样——他从未研制过青霉素，却用另一种方式，拯救了数百万同胞的生命。 作为湘雅医学院首批高材生，汤飞凡曾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在微生物学领域崭露头角，本可留在条件优渥的海外，拥有光明的科研前景。 可心系祖国的他，早已看穿战乱背后的医疗危机，毅然放弃一切，回到满目疮痍的中国，扛起了防疫救国的重担。 彼时，中央防疫处因战乱从北京一路南迁，最终落脚在昆明郊外高峣村的荒滩上。 所谓的“实验室”，其实就是几间漏风的土坯房，连像样的显微镜都要小心翼翼用布包着防灰，经费短缺、耗材匮乏，每一步都难如登天。 但汤飞凡从未退缩，他深知，抗战不仅是战场的厮杀，更是防疫的较量。 前线将士受伤后，除了伤口感染，霍乱、鼠疫等传染病更易趁虚而入，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他召集魏曦、朱既明等顶尖人才，开读书会、钻研文献，即便身处绝境，也始终没有与国际科研脱节。 就在汤飞凡潜心研制防疫疫苗的同时，另一群爱国医者也在为青霉素难题拼尽全力——樊庆笙、童村等微生物学家，同样在昆明的简陋环境中，开启了中国青霉素的试制之路。 他们没有先进设备，就拆废旧汽车零件改装手摇离心机；没有恒温箱，就用木板钉箱、点煤油灯手动控温；没有进口培养基，就用玉米浆代替，凭着“蚂蚁啃骨头”的韧劲，一点点突破难关。 转机来自一次偶然的发现，有人在发霉的物品上发现了青霉菌，科研团队小心翼翼刮下绿霉培养，最终分离出高产青霉菌株。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试验，1944年9月，中国第一批青霉素在昆明试制成功，5小瓶、每瓶5000单位，这看似微不足道的数量，却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为前线伤员带来了生的希望。 而汤飞凡的战场，就在隔壁的土坯房里，他带领团队不分昼夜，攻克牛痘疫苗、狂犬疫苗、霍乱疫苗的标准化生产难题，没有真空干燥设备，就用最原始的方法烘干提纯。 没有稳定水电，就白天采集样本、晚上钻研数据，他的白大褂上沾满霉菌孢子，头发被煤油灯熏得发黄，却从未喊过一句累。 有人说，汤飞凡没有造青霉素，可他造的疫苗，拯救了数百万军民的生命；有人说，他们的方法太简陋，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份“不信邪、不服输”的硬骨头，就是中国人最珍贵的底气。 无论是樊庆笙团队研制青霉素，还是汤飞凡团队深耕疫苗，他们都是战火中的逆行者。 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默默坚守的行动；没有先进的科研设备，只有一颗滚烫的爱国心。 他们用最朴素的坚守，在乱世中凿出了一条生命通道，诠释了何为“医者仁心，为国担当”。[机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