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张作霖8岁的儿子张学思在学校被老师打了十下手板，张学思哭喊着“我爸是张作霖，我回去就让他毙了你。”这时，大帅府电话拨了进来，老师战战兢兢接起电话，话筒里一个女人说道:“打得好，重谢。” 这位不但不护短、还主动道谢的母亲，就是出身铁匠之家的四姨太许澍旸。 许澍旸原本只是贫家女子，父亲是个辛苦打铁的匠人。父死家败后，她和母亲跌入贫苦深渊。1906年前后，她因容貌出众被张作霖看中，接进大帅府做了四姨太。 她没有在锦衣玉食里迷失，反而一心要识字读书，在反复请求下才被允许进学堂，从一个乡下姑娘，硬生生学成了气度雍容、眼界开阔的主母。 也正因亲眼看过穷苦与奢靡两头，她比谁都清楚，真正的“贵气”不是袍服和排场，而是见识与品行。所以，她坚持把儿子送进省立小学，而不是关在府里当“金丝雀”，要求他和普通孩子一起走路上学、一起劳动上课。 那一天，她选择站在老师一边，等于当着全府人的面告诉儿子: 出身再高，也要认错守规矩。这一记手板，成了张学思人生路上的第一个转弯处。 在课堂上，他听老师讲“五卅运动”，唱抗日歌曲，看同学为民族前途激愤落泪；在家里，他又感受到母亲对纨绔生活的警惕，耳边常响着“不能学那些吃喝玩乐的少爷”的叮嘱。大帅府高墙之内，渐渐装不下这个少年心里的疑问。 “九一八”之后，东北山河沦陷，张作霖已成往事，长兄张学良在风雨中左右为难。看着家族权势与国土命运的错位，张学思做出了和兄长不同的选择。他离开大帅府，去北平投奔恩师王西征，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和王金镜等青年一起讨论中国的出路。 1933年，他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签下名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那天起，他对同志说：“我从走出大帅府那天起，就没打算再回去。” 此后，他被派回东北军做兵运，又借张学良的关系进入南京中央军校，在国民党军队里一边学习、一边做隐蔽工作。1937年毕业后，他带兵上前线；1938年，他转身来到延安，在黄土高坡上见到了毛主席。 当毛主席笑着问他是否习惯陕北生活时，他认真地回答：“请不要把我当孩子看。延安苦，可是好地方，我愿意在这里好好学习。”毛主席听了，称赞他是个“很进步的好苗子”。在这片土地上，他既接受了系统的马列教育，也收获了与谢雪萍的革命爱情。 新中国成立后，张学思被授予少将军衔。1949年5月，周恩来把筹建第一所海军学校的任务交给他，希望他去办一所“人民海军的黄埔军校”。从北京到沈阳，从大连到丹东，再到莫斯科，他在短短8个月里“七过家门而不入”，一头扎在建校一线。 为了解决师资问题，他一方面亲赴苏联邀请87名海军专家，一方面从清华、北大、湖大等高校挑选教师，硬是在一片废墟和空白里，搭起了新中国海军教育的第一块基石。 1950年2月1日，大连舰艇学院开学典礼上，这位副校长兼副政委站在寒风中，望着台下整齐的学员，不再是当年那个仗势喊话的少爷，而是一名把个人出身与家族荣耀都压在身后，只把国家海防放在心上的人民将军。 如果说张作霖给了他显赫的姓氏，那么许澍旸那句“打得好”的电话，给他的，是摆脱“少爷命”的起点。正是从那记火辣的手板开始，他一步步走出大帅府的影子，走进了中国革命与人民海军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