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女知青红梅抱着4岁的儿子回了北京的家。哪料，她母亲破口大骂：“我们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谁曾想到了晚上，母亲竟抱起孩子：“我来帮你把孩子养大！” 1969年，刚从初中毕业的红梅，带着一腔热血坐上前往延安的火车。那一年，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涌向广袤的黄土高原，她也是其中之一。 到了村里，知青两人一组分到农户家同吃同住。红梅和陈艳被安排住进新婚不久的赵田家。赵田勤劳老实，媳妇玉兰能干细心，屋里收拾得干净敞亮，炕上总是热乎乎的。 每天傍晚，两个姑娘拖着酸胀的腿从地里回来，玉兰早把饭菜热好，端到炕沿上，一句“快趁热吃”让这远离父母的姐妹俩心里像被热水浇过。没多久，四个人便把彼此当成了一家人。 1971年，玉兰怀孕了。赵田常年在外干活，红梅和陈艳就抢着干重活，照顾玉兰的衣食起居，三个年轻女人一边干活一边拉家常，笑声常常从小院里飘出来。 谁料幸福太短，意外却来得猝不及防。怀胎七个月那年冬天，玉兰不慎摔了一跤，引发早产又难产。红梅和陈艳整夜守在屋里屋外，帮着接生婆烧水递东西，一遍遍在心里念叨“一定要母子平安”。 凌晨，婴儿响亮的哭声终于响起，屋子里却没有想象中的笑。虚弱的玉兰一手轻抚孩子，一手紧紧抓住赵田，眼角挂着泪，对两个姑娘投去最后一瞥，便永远闭上了双眼。 红梅和陈艳抱着小小的襁褓哭得撕心裂肺，给孩子取名“赵玉刚”，把对玉兰的思念都寄托在这个名字里。 此后，两人学着当母亲，挤羊奶、煮奶、喂水、换尿布，手忙脚乱中，孩子一天天长壮。玉刚咿呀学语、跌跌撞撞地走路，给这个刚刚被死亡撕开的家，添了新的暖意。 两年后，陈艳被招工回城，只剩红梅一人留在村里。赵田怕她太辛苦，曾想把孩子抱回自己屋里带，结果第二天玉刚就病倒。红梅抱着孩子站在赵田面前，只说了一句：“赵大哥，你去放心干活，玉刚我能带。” 从那以后，玉刚口中的第一声“妈妈”，就给了红梅。她笑着认下了这个“干儿子”，心里却早把他当成了亲骨肉。 1976年夏天，连着半个多月的暴雨，让村里那座破仓库成了随时要塌的危房。那天，赵田、红梅和仓库保管员进去查漏，前脚刚迈进门，后脚顶棚就轰然坍塌。赵田眼疾手快，一把把红梅扑倒护在身下，巨响之后，她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时，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被告知赵田和库管员都已遇难。红梅抱着被雨水浸透的被子嚎啕大哭，知道自己这条命，是赵田用命换来的。 出院那天，她刚走到村口，一个小小的身影就飞奔过来，紧紧抱住她：“妈妈，我以为你不要我了！”红梅弯腰揽住玉刚，红着眼眶回了一句：“不管发生什么，妈妈都和你在一起。” 当晚，村支书上门，说队里打算把孩子交给村西口的一户人家抚养。红梅一下站起来：“赵大哥救了我命，玉刚我亲自养，大队就别再操心了。” 很快，红梅收到了回城通知。别人劝她“一个姑娘家带个孩子不方便”，她只是默默收拾行李，一手拉着玉刚，一手拎着行囊，踏上回北京的火车。 母亲在家门口等了一天，见女儿身边多了个孩子，脸色一下沉了下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认定女儿在外“不守规矩”。红梅含着泪，把陕北几年的经历从头讲到尾。 晚饭桌上，父亲沉默良久，终于拍板：“这孩子留下，咱们一起养。”母亲抱着小玉刚，哽咽着向女儿道歉。 只是，在那个保守年代，一个未婚女人带着孩子，总免不了流言蜚语。红梅的婚事一拖再拖，她却从未动过放弃孩子的念头。 1979年，一位男同学得知她的经历，被深深打动，主动走近她。相处一段时间后，两人结了婚。婚后，丈夫把玉刚当亲儿子看待。第二年，红梅生下一对双胞胎，一下子多了三个儿子。 在这个家里，三个孩子一视同仁地被疼爱着，一起长大，一起求学。1997年，玉刚大学毕业，红梅带着他重返陕北，在那两座土坟前摆好供品，轻声说：“跪下，给你亲生爹娘磕头。” 那一刻，玉刚流着泪磕完了头，也终于明白，自己这些年到底欠了多少恩情。从那以后，他对红梅夫妇更加孝顺。等三个儿子陆续成家立业，他们一致商量好，不让父母再替自己带孩子，只盼两位老人安稳度日。 有人说，玉刚是命苦的，因为一出生就没了娘，没多久又没了爹；也有人说他是有福气的，因为他遇上了红梅这样肯用一生兑现承诺的人。 世道起起落落，真正托得住一个家的，从来不是大道理，而是这些看起来“傻乎乎”的选择：该撑一把的时候伸手，该担下来的一点不往外推。像红梅这样的人，也正是这个世界最硬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