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总统万斯回忆，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就读期间，他为了偿还约2万美元的学生贷款，陷入了极度的经济困境，不得不通过卖血来换取现金。虽然万斯作为退伍军人可以报销部分学费，作为本州学生学费也相对较低，但他仍然背负着约2万美元的学贷开销。他当时已经有一份全职工作，却还是不够。 学费之外的开销不断挤压着生存空间。教材费、通勤费、少量生活费，每一笔都要从有限收入里拆分。他身为退伍军人，《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报销范围仅局限于部分学费，教材、住宿等附加支出完全不在覆盖之列。 俄亥俄州立大学给本州学生的学费优惠，只是相对外州学生而言的减压。即便扣除这部分优惠和法案报销，剩下的两万学费仍像座小山压得他喘不过气。这笔钱放在当时的美国，相当于普通工薪阶层三个月的全额收入。 万斯没敢放弃这份议会工作。这份工作能给他带来稳定收入，更能积累职场资历。他只能在工作之余再挤时间打零工，晚上去非营利组织整理档案，常常忙到凌晨才能休息。 两份工作的收入叠加，依旧填不满学贷和生活开支的缺口。他试过缩减一切非必要开支，军靴磨破了底也舍不得更换，一双新工装鞋的价格就相当于两次额外收入。饮食上更是极尽节省，常常以廉价快餐果腹。 所有能想到的省钱办法都用尽后，万斯把目光投向了血浆采集站。这不是他的主动选择，而是走投无路下的无奈之举。他每周都会去两次采集站，每次捐献880毫升血浆，换来80美元报酬。 这笔钱刚好能覆盖学贷的月度利息，却解决不了本金问题。学贷利息像滚雪球一样累积，他只能靠着卖血维持收支平衡。有一次他想一周去第三次，被采集站工作人员直接制止。美国法律对血浆采集有明确上限，这道限制成了他身体的最后一道防线。 万斯的遭遇不是个例。当时的俄亥俄州，乃至全美国，有大批底层学生面临类似困境。全美超过四百家血浆采集站特意围绕大学城布局，精准瞄准经济拮据的学生群体。 亚利桑那州甚至推出过“献血浆抵扣学费”的计划，把学生的血液直接和教育成本挂钩。这种看似人性化的政策，实则暴露了美国教育成本过高的现实。血浆产业年产值飙升至两百四十亿美元，背后是两百万底层美国人定期“卖血”维生，其中三成是在校学生。 《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本应是退伍军人的保障。可实际执行中，报销流程繁琐，覆盖范围狭窄，很多像万斯一样的退伍军人无法从中获得足够支持。他们为国家服过役，却在回归校园后陷入经济绝境。 万斯的成长背景让这份困境更显沉重。他出生在俄亥俄州的“铁锈地带”，由外公外婆抚养长大，父亲早年离家出走，母亲多次离婚。高中时期他曾濒临辍学，参军入伍成了他改变命运的尝试。 伊拉克服役的经历没能彻底改写他的阶层。退役后进入大学，他以为能通过教育实现逆袭，却被学贷拖入卖血的泥潭。这种困境背后，是美国阶层流动的固化，是底层青年上升通道的收窄。 美国主流媒体常常回避这类现实。他们更愿意宣扬万斯“草根逆袭”的故事，从海军陆战队员到风险投资者，再到副总统，这条看似光鲜的轨迹被反复放大。卖血还贷的往事，往往被轻描淡写地带过。 没人愿意提及，这个国家的高层领导人曾为两万学贷被迫卖血。更没人愿意直面，无数普通美国人连卖血的资格都成了生存保障。万圣节夜里，孩子们敲门索要的不是糖果而是食物；快递员饿着肚子送货；受伤工人因付不起医疗费被医院拒收。这些场景拼凑出美国社会的“斩杀线”。 万斯后来凭借努力摆脱了困境，进入硅谷风投行业，最终走上政治高位。他的成功无法掩盖背后的系统性问题。教育本应是阶层跨越的桥梁，却成了收割底层青年的工具。 《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漏洞，教育成本的失控，底层就业机会的稀缺，共同织就了一张困住无数青年的网。万斯的卖血往事，不是个人的悲情故事，而是美国社会深层矛盾的缩影。 他后来的政治立场常常围绕退伍军人和底层群体展开，或许与这段经历有关。可即便身居高位，他也难以改变整个系统的弊病。两百四十亿美元的血浆产业依旧繁荣，无数学生仍在为学贷奔波，卖血维生的现象从未消失。 这个看似强大的国家，始终没能解决底层群体的生存难题。万斯的故事告诉我们，当教育成本超出普通人的承受范围，当福利政策沦为形式，所谓的美国梦，不过是底层群体用血汗堆砌的幻象。 那些流淌在采集站的血浆，不仅是底层青年的生存代价，更是美国社会结构失衡的铁证。改变从来不是靠一个人的逆袭，而是要打破固化的阶层壁垒，让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获得基本保障。这一点，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