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一位妻子举报了自己的丈夫，最终导致丈夫悬梁自缢。这位丈夫就是当年举世闻名的导演顾而已。 1970年6月18日清晨，上海奉贤五七干校的工具房旁，一条旧腰带打成舞台道具常用的绳结，吊住了55岁的顾而已。这个在片场里最较真、最会追求真实效果的导演，最终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为人生喊停。 半个世纪前，他还是南通重庆中学教育家的儿子，跟着爱戏的父亲跑戏园，看着台上粉墨登场的身影暗暗着迷。十几岁闯到上海后，他挤在小弄堂里租房，白天给剧团跑龙套，晚上拽着油灯啃剧本，那点苦在他看来不过是走上舞台的入门票。 1935年，《钦差大臣》在卡尔登戏院上演，他扮演的贪官市长把一个年迈官僚的虚伪嘴脸演得入木三分，连曹禺都起身鼓掌，观众出戏院仍念叨这个年轻人。那一年，他被称赞成“中国的查尔斯·劳顿”，紧接着又在《雷雨》《日出》里崭露头角，很快成了话剧界熟悉的面孔。 事业上升的同时，他也曾短暂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幸福。1936年，西湖六和塔下的集体婚礼上，他与杜小鹃并肩站在赵丹、叶露茜等新人身边，律师沈钧儒当众证婚，报纸争相报道。可这段婚姻很快被战火打断，妻子在逃难途中病逝，他带着未竟的承诺跌入乱世，只能把悲痛压进角色里。 战后，他从台前转向幕后。1948年，他在香港合伙创办大光明影业，《小二黑结婚》把农村生活拍得既朴实又生动，观众爱看，评论界也口碑极好。 1950年代他带着这股劲头回到上海，加入上影厂，先拍《小二黑结婚》《燎原》，再把黄梅戏搬上银幕，《天仙配》里画面与唱腔交织得像一幅长卷，《地下航线》则把谍战的紧张与技术手段结合得十分严密。 在片场，他从不肯糊弄任何细节。拍醉酒的戏，为了让演员懂得身体重心怎样倾斜、眼神如何虚焦，他抱着酒坛子一口口真喝，直到把自己灌倒。 拍爆破，他能在野地里守上几天，就为零点几秒的光影过渡。有人说他过分较真，他却只在导演笔记上写下一句：“镜头要对准矿工的眼睛。”在他看来，真实的情绪比任何花哨更重要。 按理说，这样一个把全部心血交给电影的人，应该迎来创作上的又一高峰。然而，1960年代掀起的那场风暴，把他推向了相反的方向。早年与左翼戏剧、蓝苹的交集，被翻出来层层加码，再加上家庭内部的一纸材料，成了压在他身上的重锤。 第二任妻子林佩玲是上影厂的演员，1953年与他成婚。风向突变后，她被要求“交待问题”，曾经在枕边说过的私密话，被写进材料，后来成为批斗会上的“根据”。她自己或许并未意识到这几页纸意味着什么，却亲手拉开了丈夫坠落的最后一段。 顾而已被下放到奉贤五七干校干重活。曾经在摄影机前说一不二的导演，如今在批判会上被反复羞辱，有人看到他瘫坐在地上，手指死死抠进泥里，以为他彻底崩溃。事实上，他真正放心不下的，是自己那些手稿和剧本。 抄家前一晚，他把《燎原》等手稿埋入院子土里。被关押期间，他冒险托出的一张小纸条上，只写了五个字：“剧本还在吗？” 那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问题。 1970年6月17日，他雇三轮车把大儿子送回市区，塞给孩子10块钱，只说“你收好，爸爸可能要去别的地方”。 第二天清晨，他绕过妻子的房间，走进工具房，用一条旧腰带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地上散落的半包烟头像一排排细小的墓碑，悄无声息地为他送行。 风向扭转已经是多年之后的事。1979年，上影厂为他举行追悼会，宣布恢复名誉；南通建起纪念馆，展柜里摆着他的照片、分镜脚本，还有当年保下来的手稿。一旁那条腰带与脚本并排陈列，杀人的工具和艺术的心血挤在同一个玻璃箱里，形成刺眼的对比。 老观众重新在银幕上听到《天仙配》的黄梅调时眼圈泛红，年轻一代才在修复的《小二黑结婚》《地下航线》中看见他对现实的凝视与对电影语言的掌控。人们感叹，如果他再多活20年，以他的悟性和手艺，还能留下多少经得起时间的作品。 至于那个在风暴中写下材料的妻子，晚年带着愧疚远赴海外与儿子生活，临终前仍对儿女说“那几张纸可能压垮了他”。在顾而已这一生里，没有绝对的“内奸”与“英雄”，只有在时代裹挟下左右为难的人。 他把全部筹码都押在了电影上，换来的是一段被打断的创作生涯与一串迟到的掌声。好在，那些镜头、那些唱腔、那些密密麻麻写在纸上的构思还在，仍能一遍遍被后人翻看。 灯光熄灭时，人走了，画面还在，这大概是他用生命交出的答卷，也是时代欠他的那句“来不及说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