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3日上午，蒋经国提出要见蒋孝文，蒋孝文依约前往。见到病榻上的蒋经国面容憔悴，蒋孝文心中已隐隐有了不祥的预感。当天下午，蒋经国就因突发肠胃大出血，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1988年1月13日的清晨，台北七海官邸的空气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压抑，天刚蒙蒙亮，贴身副官翁元就赶到官邸接班，刚走进蒋经国的卧房，就听见这位政坛强人低声抱怨浑身不得劲，尤其是胃里，像揣了块烧红的烙铁似的难受。 值班医师姜洪霆闻讯赶来，可他并非肠胃科专科，查不出具体症结，只能先开了两颗胃乳片应急。可药吃下去没几分钟，蒋经国的难受劲儿半点没减，反倒攥着床单，声音发颤地喊着“你们救救我”，那副脆弱的模样，让伺候他多年的翁元都慌了神，在他的记忆里，这位向来以强硬示人的领袖，从未这般无助过。 当天原本是国民党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议的日子，蒋经国嘴里反复念叨着要去主持，可身体的剧痛让他根本无法起身，医疗小组召集人姜必宁赶来后，只能婉言劝说他请假休息，蒋经国这才不情不愿地松了口。 躺不住、坐不稳，他一会儿要坐轮椅活动，刚坐两分钟就嫌难受要回床，这般反反复复折腾了四五回，满脸的愁苦和烦躁，是身边人从未见过的模样。 临近中午，打了营养针的蒋经国精神稍缓，却突然挨个问起三个儿子的去向，“孝文呢？”“孝武呢？”“孝勇呢？”翁元一一回应，告诉他孝文正陪着夫人在楼下吃午饭，孝武早上来看过他因他在睡就先离开了，而孝勇还在新加坡未归，或许是冥冥中的预感，他对身边亲人的牵挂，在这一刻变得格外浓烈。 副官立刻下楼去请蒋孝文，这位蒋经国的长子，早年因过度酗酒伤了脑部，智力已如孩童，这些年一直被病痛缠身，不良于行，被妻子搀扶着走进卧房时，蒋孝文一眼就看见病榻上的父亲面色憔悴，眼窝深陷，往日的威严荡然无存。 那副衰败的模样，像一块巨石压在蒋孝文心头，让他莫名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可他嘴笨，说不出安慰的话，只能呆呆地站在床边，蒋经国望着他，眼神复杂，却没说一句嘱托的话，只是挥了挥手，让他和妻子退了出去。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父子俩最后的相见，中午12点50分左右，卧房里突然传来一声闷响，蒋经国猛地作势欲呕，翁元赶紧端来不锈钢盆，刚凑过去，暗红的鲜血就从蒋经国的口鼻喷溅而出，足足吐了大半盆，染红了床单和被褥。 那血的颜色发暗，显然是在腹中累积了许久的淤血，翁元吓得魂飞魄散，捧着盆就往医生那里跑，询问是否要留着化验，得到的却是“不用了，倒掉”的答复。 刚换好干净的衣物和被褥，还没等众人缓过神，蒋经国又一次吐血了，这次的血量虽少，却带着致命的决绝，吐完最后一口，他的头突然向右侧一歪，眼睛缓缓闭上，彻底没了动静。 姜洪霆立刻跳上床做心肺复苏，护士急着注射强心针，官邸里瞬间乱成一团，可无论众人如何努力，都没能挽回他的生命，等所有医疗小组成员悉数赶到，早已回天乏术。 下午3时许，官方正式公布了蒋经国逝世的消息，死因是突发胃肠道严重大出血，血液阻碍呼吸导致休克，此时，原本联系不上的“副总统”李登辉才匆匆赶来，没人知道，这位后续的掌权者，当天上午正在高尔夫球场上挥杆。 蒋孝勇也从新加坡紧急赶回，看到父亲的遗体，他没有痛哭，只是磕了三个头，对医生说了句“不用再抢救了”。 傍晚时分，宋美龄才姗姗来迟，她只是在蒋经国卧房门口朝里望了一眼，就径直去了蒋方良的房间，半个小时后便在众人簇拥下离去，脸上没有丝毫哀戚之色，熟悉蒋家内情的人都清楚，她与蒋经国之间更多是政治上的互相利用，从未有过真正的母子温情。 蒋经国的突然离世，让台湾政坛瞬间陷入动荡，就在他去世前几天，台湾刚解除报纸限证限张禁令，两百多家新出版物扎堆登记，六十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成立政党，街头的政治诟骂风潮已然兴起。当晚9点，李登辉宣誓就职，成为“行宪”后第四位“总统”，台湾迎来了没有强人的时代。 事后，蒋家对医疗小组的处理颇有微词，蒋孝武更是无法谅解，为何父亲腹痛难忍，医生只开了胃乳片应急，可再多的不满也换不回逝者，这场突发的悲剧，终究成了无法挽回的过往。而蒋孝文心中那份清晨相见时的不祥预感，也终究应验，成为他生命里无法磨灭的伤痛，一年多后，他也因病离世，没能亲自送父亲最后一程的遗憾，伴随了他余生的最后时光。 蒋经国的离去，不仅终结了蒋家对台湾数十年的统治，更彻底改变了台湾的政治走向，那些他生前推动的自由化措施，在他身后演变成汹涌的政治浪潮，而他刻意不留下“治国遗嘱”的决定，也让国民党内部围绕权力交接展开了一系列博弈。 远在北京，邓小平听到消息后立刻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感叹蒋经国死得太早，错失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可能。 1月13日这一天，从清晨的病痛呻吟到午后的鲜血淋漓，从父子间无声的相见到底层权力的悄然更迭，每一个细节都交织成台湾近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蒋经国憔悴的面容，不仅是一位老者生命走向终点的衰败，更是一个时代落幕的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