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徐志摩母亲推门而入，见到不堪入目的画面：徐志摩、陆小曼、翁瑞午3人同睡一张床。陆和翁躺在中间睡得七仰八叉，自己的儿子徐志摩则挤在床沿地一小块地方，几乎要掉到地上。徐母大怒：伤风败俗啊！这个家已经毁了！ 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在礼法上无可挑剔，在情感上却一直空空荡荡。温和听话的传统太太，无法满足他对“灵魂伴侣”的向往。 直到陆小曼这个新派女子闯进来，热烈大胆，主张自由恋爱，又懂得如何在灯红酒绿中游走，他才觉得自己找到了真正懂他的人。于是，他不顾家族的反对，宁可被骂成“负心汉”，也要离婚再娶。 婚后的最初几年，他确实尝到了自己想要的那种爱情：朝夕相处、琴瑟和鸣，可很快现实就敲了门。 陆小曼习惯纸醉金迷，社交场上频频出镜，每月花费高达两三万元，而徐志摩在北大教书的工资不过几百，根本填不平这个无底洞。 他一边外出讲学赚外快，一边在信里劝妻子节制，认真学画、读些正经书，不要让日子只剩下宴会和戏院。 可在陆小曼眼里，这些劝告像冷水一样扫兴。她当初离开前夫，就是不愿一辈子守着平淡生活，如今怎能轻易退回去。有一次她花钱太凶，他好言相劝，换来的却是“穷酸男人养不起老婆”的讥讽。钱的问题越积越重，也渐渐撕开了两人之间的裂缝。 身体的病痛，让这道裂缝又延伸出新的方向。哮喘和胃病折磨得陆小曼几乎站不住，名医遍访无果，直到翁瑞午走进他们的家。这个出身优渥、懂推拿又会玩乐的男人，很快用自己的手法缓解了她的痛苦，也同时触碰到她在感情与享乐上的需求。 从偶尔上门按摩，到一起抽大烟，再到干脆住进徐家，翁瑞午的脚步一步步从客厅迈到了卧房。烟雾缭绕的床榻上，常常并排躺着的是陆小曼与翁瑞午，徐志摩只能挤在床沿，任自己被浓烟呛得直咳，也不敢多说一句重话。 那一幕最终被徐母撞见，她怒骂儿子“与人共享妻子”，转身离去。外人看的是惊世骇俗的一场闹剧，当事人心里却各有各的算盘。 陆小曼要的是有人买单、有人陪，她不愿被“正经太太”的道德枷锁束缚；翁瑞午明知自己有妻有女，仍沉溺在这场刺激而暧昧的关系里；徐志摩既不忍失去心爱的女人，又难以在金钱与声色上与情敌对抗，只能一退再退。 在家庭内部，地位的天平也悄然倾斜。一块火腿、一杯参茶，都能暴露谁更被偏爱。陆小曼心里有杆秤：谁让她过得更舒服、玩得更尽兴，她就站向谁的一边。 干女儿何灵琰的偏爱，更放大了这种倾向。那个在圣诞舞会上替她“报仇”的翁干爹，成了孩子心中的英雄，也顺势成了陆小曼心里“懂人情、会办事”的那个人。 徐志摩在这段三角关系里，越来越像一个局外人。他的才情写进诗里，写给读者，写给时代，却很难化成现实生活中一句放到桌面上的重话。他在乎名声，在乎母亲的指责，在乎自己的道德感，更在乎爱情本身，于是选择了让步、沉默和自责。 1931年11月19日的那场空难，把他永远留在了白马山前。飞机坠毁，机上无人生还，那个在诗里高唱爱情与自由的青年才俊，就这样突然离开。陆小曼崩溃，转而更深地投向鸦片，靠麻醉来熄灭心里的痛。 此时站在她身边的，是翁瑞午。他料理了徐志摩的后事，又继续承担起照顾陆小曼的责任。徐家震怒，断绝了对她的所有资助，她从昔日名门太太变成财源尽断的寡妇，若非翁瑞午出钱出力，恐怕真要落到一贫如洗。 从徐志摩去世到晚年，陆小曼与翁瑞午相伴三十多年，同居而不成婚，相濡以沫却始终挂着“感激而非爱情”的说法。旁人很难分辨，这里面究竟有多少真情，又有多少无奈与依赖。 回看这三个人纠缠半生的故事，很难用简单的“谁对谁错”概括。徐志摩奔向理想爱情，却没能撑起现实生活的重负；陆小曼在爱与欲、自由与依赖之间摇摆，既享受被捧在掌心的感觉，也一次次把身边的人推到道德边缘；翁瑞午则用金钱与逢迎赢得了存在感，却背离了作为丈夫、父亲的责任。 他们在时代的夹缝里，写下了一段充满烟火气、也满是灰色地带的情史。那些床沿的沉默、宴会上的笑声、鸦片烟雾中的依偎，最终都化成一地落叶，随风飘散，只留下后人无尽的唏嘘与叹息。
大地之魂
所以，只能看出徐志摩是活该的，自作孽不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