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李叔同决定断食20天，目的是治疗疾病。只是，他没想到，断食期间，他居然患上了重感冒，最终，李叔同和两个妻子选择离开。 断食，从来不是李叔同生命里的起点，却成了他在半生之后转身向佛的一道重要关隘。站在后人的目光回望，他从天津富商人家的老来子，到被誉为一代才子，再到削发为僧的弘一法师，其心路的弯折与突变，都可以在那本《断食日志》里找到隐约线索。 1880年，他生于李府富宅，家中希望子弟走的是科举仕途。父亲中举做官，却因父丧折返家中掌管产业，把未竟的“读书出仕”愿望压在下一代身上。4岁那年父亲离世，出身小妾所出的李叔同与母亲的地位骤然下坠，从备受宠爱到身份尴尬，让他早早生出自卑与敏感。 家里虔信佛教，常带儿女上寺拜佛、在家诵经，他在严厉家教与佛经钟声之间成长，少年时代便对诗书与佛法都生出浓厚兴趣。 体质却一直羸弱，屡屡病倒，母亲忧心，兄长督责，他靠着自修诗文书法脱颖而出，成了先生赞许的“神童”，却也在封建礼教与内心压抑中日益感到身心俱疲。 成年之后，他赴沪、赴浙讲学，作画填词、写诗编剧，既出版《诗钟汇编初集》《李庐诗钟》这样的文集，也在课堂和舞台之间奔走。外界看去，这位才子风雅无忧，实则长期被神经衰弱折磨，心中对“出离”的念头悄然生根。 1916年前后，他在浙江两级师范任教，与同事夏丏尊谈及病况。夏丏尊拿出一篇日本杂志上的“村井氏断食法”介绍给他，并多次与他讨论。李叔同认真研究其法，决意亲自一试，既是求医，也是求心。 他挑中杭州虎跑寺，泉水清冽、山林寂静，又托好友叶三品联系寺方，带着闻玉上山，先减食再断食。从干果、野菜、稀粥到梅汤、茶水，直至几乎只靠水和菊汁维持，再一点点恢复。这整个过程，他用日记详细记录成《断食日志》。 起初几天极为煎熬，他饿得心浮气乱，日记错字连篇，夜里又被山中湿冷折腾出重感冒，鼻塞、咳嗽、发热接二连三袭来，头痛如锥，使他几乎无法成眠。按照常理，他本该停下，可他固执地把药推开，坚持只凭温泉水与热敷硬撑，把断食视为一次必须完成的“试炼”。 就在这种极限状态中，身体却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变化。困扰多日的咽喉肿痛在一夜之间消失，让他得以久违地睡了个安稳觉。 次日醒来，他梦中见自己变作面色丰润的少年，起身时也觉得四肢有力，头脑清明。此后几日，他一边在日记里写下对炒饼、饼汤的种种想象，一边又记录自己“耳目聪明，头脑爽快”的新感受，甚至兴致勃勃地想要赋诗。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第六天。他在日记中郑重写下皈依日本天理教的誓言，开始抄写、吟诵天理教的教义歌谣，自觉近来“颇明天理，愿依天理行事”。 这既与信奉天理教的日本妻子影响有关，也与他在断食中体验到的“净化”感受密不可分。在他看来，通过节制欲望、反观内心，可以更接近某种“天理”，与从小接触的儒佛伦理形成微妙呼应。 断食结束后，他取“李婴”之名，自觉身心像回到少年时期，遂改为长年素食，彻底戒荤。出山回校讲课，他笔下与口中的佛味与日俱增，对夏丏尊直言“凡事皆苦”，出离之心越来越强。 1917年，他开始长住寺院，以“演音”为号；1918年重返虎跑，拜悟本法师为师，剃度出家，法名弘一。剃度前，他分别致信中国籍妻子与日本籍妻子，表示“舍此躯壳，图一清净”，一方带子归津，一方返国，各自善了，不见撕裂争执的痕迹。世人以“抛妻弃子”标签断之，未免草率。 此后几十年，他抛开早年的多彩身份，只专注于律宗，一句“戒为师”贯穿始终。在泉州创立南山律学院，粗布衣、淡口食，每日长坐禅修，对弟子严厉，对自己尤甚。有人拿了寺中半截香未禀报，他便按戒律责其为盗，使对方跪地谢罪。 日本侵华后，泉州沦陷，他闭门不谈国事，却在每顿饭前默诵《金刚经》，继续抄戒写疏。直到1942年在开元寺示寂，他留给弟子的遗言只有“悲欣交集”四字，舍利分葬虎跑与泉州，他也由此被尊为“律宗十一祖”。 回看这一生，从少年时在佛经前驻足，到青年才子名动文坛，再到中年在虎跑寺以断食逼问身心，直至晚年以清苦律己重振律宗，那次断食不过是漫长修行路上的一环，却像一把突兀插入生命的楔子，使他在极度饥寒与清明之间，真正体会到“世寿不永、罪业至深”的现实，也因此更坚定了舍俗入佛的决心。 在繁华与寂静的两端，他最终选择把自己交给后者，而那本写满饥饿、梦境与誓言的《断食日志》，恰恰见证了他从李叔同到弘一的转身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