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杜月笙在香港吃饭，3个地痞流氓挑衅闹事。眼瞅打不过，流氓们立马翻窗逃走，而保镖从地上捡起杜月笙的皮包，冷不防一声惊叫：“不对头！” 这一声惊叫，让原本还算平静的饭局瞬间变了味。杜月笙坐在桌边，手里还夹着半口菜，听到提醒后眉头一皱，放下筷子走到保镖身边。保镖捧着皮包，脸色发白，指着夹层处的一个细微裂口说：“刚才他们撞您的时候，我看见有人摸这里，怕是动了手脚。” 杜月笙伸手翻开夹层，里面除了几份文件和一张支票，还有一个不起眼的牛皮纸信封——那是他当天上午刚从上海方面收到的密信，信里提到了一批从法租界运往内地的药品路线，以及几个关键接头人的名单。 在香港的1939年，局势比上海更复杂。日本人的势力已经渗透到港岛的街角，英租界的巡捕房对帮派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杜月笙作为青帮的重要人物，既要和各方周旋，又要守住手里的地下运输线。 这批药品是给内地抗战前线送的，一旦泄露，不仅物资会断供，连带着几个接头人都要遭殃。他心里清楚，这几个地痞绝不是普通的混混，背后一定有势力指使，目的就是抢这份情报。 杜月笙没有立刻发作，只是沉下脸，让保镖把餐厅经理叫过来。经理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平时见惯了三教九流，但看到杜月笙的眼神，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杜月笙问他：“刚才那三个人，是不是常来？”经理擦着汗说：“戴眼镜的那个姓陈，以前在九龙城寨混过，最近总跟几个日本浪人来往。”杜月笙点了点头，没再多问，只让经理把餐厅的监控记录调出来——那时候香港的监控还不普及，但杜月笙早年在租界混的时候，就养成了找“眼线”的习惯，这家餐厅的账房先生就是他安插的人。 账房先生很快拿来一本流水账，上面记着最近一周的客人登记。杜月笙翻到昨天的记录，发现有个叫“林阿四”的人订了靠窗的包间，备注里写着“带两个朋友，吃辣”。他抬头问经理：“林阿四长什么样？”经理想了想说：“瘦高个，左脸有块疤，说话带潮汕口音。”杜月笙心里有数了，林阿四是潮州帮的小头目，去年因为走私鸦片被他收拾过，这次估计是来报复的。 更让他警惕的是，皮包里的密信虽然没丢，但信封上的火漆印被人动过——原本完整的圆形印章缺了一角。这说明对方不仅看了信，还可能拍了照。杜月笙立刻让人联系上海的线人，让他们通知接头人暂时隐蔽，同时安排手下查林阿四最近的行踪。不到半小时，手下回报说林阿四今天下午去了尖沙咀的一家咖啡馆，和一个穿西装的日本人见了面，两人聊了足足一个小时。 那个日本人叫佐藤，是日本驻港特务机关的翻译，专门负责收集内地抗战的情报。杜月笙早就听说过他，知道这人狡猾得很，擅长利用帮派分子做脏活。这次的事，八成是他策划的。杜月笙摸了摸下巴，想起三天前在上海收到密信时，送信的人特意提醒“路上小心，最近有风声”。他当时没太在意，以为只是常规的警告，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了。 晚上回到住处，杜月笙把几个心腹叫到一起商量对策。有人说直接派人把林阿四抓起来审问，有人说干脆买通佐藤身边的人套情报。杜月笙摇了摇头说：“现在抓林阿四，只会打草惊蛇，佐藤那边肯定会有防备。不如反过来，放个假消息出去，就说这批药品改走缅甸路线了，看他往哪边扑。”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好，既能引开敌人的注意力，又能争取时间转移真正的物资。 接下来的几天，杜月笙故意让几个小喽啰放出风声，说有一批西药要从缅甸边境进云南。果然，佐藤很快就派人去盯缅甸方向的运输队，而杜月笙则悄悄把药品装成茶叶箱，从澳门绕道运到中山。等佐藤反应过来上当的时候，药品已经到了前线，几个接头人也安全转移到了重庆。 这件事之后，杜月笙在香港的处境更微妙了。日本人想拉拢他，但他始终不肯松口；国民党方面希望他多帮忙运送物资，他也尽量配合，但心里清楚，自己的位置就像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掉下去。那几个地痞后来被潮州帮清理门户了，据说是在码头被人捅了几刀，扔进了维多利亚港。至于佐藤，听说半年后被调回了东京，临走前还在日记里骂杜月笙“狡猾如狐”。 杜月笙常说：“江湖险恶，人心更难测。”1939年的这次遇袭，让他再次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他能在乱世里站稳脚跟，靠的不是蛮力，而是对人心的洞察和对局势的判断。那些看似偶然的挑衅，背后往往藏着精心设计的陷阱，而他能在短时间内识破并化解危机，正是多年江湖历练的结果。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