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前，毛主席提出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定为国名，可却遭到一人强烈反对，最终新中国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名怎么定是个挺重要的事。1948年中共发布“五一口号”，毛主席在给各民主党派的复电里第一次公开用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字。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开会的时候，这个名称还在各种文件和口号里出现过，比如6月15日全体会议上，大家跟着毛主席一起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名字挺好，表达了新政权的人民民主性质。 不过到了6月下旬，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时候，讨论就热起来了。黄炎培、张志让等几位老先生先提意见，说这个名字太长了，“共和”本身就包含民主的意思，重复写“民主”显得啰嗦，建议改成“中华人民民主国”。这个建议引起了不少人注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专门讨论过。 关键时刻，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站出来说话了。他明确提出，直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好。他的理由很简单：有了“人民”两个字，已经把人民当家作主的含义说清楚了，没必要再加“民主”重复一遍。而且“民主”这个词来自希腊文，本来就和“人民”意思相通，用重复的词反而显得多余。他还说，这个名字解释起来更明白——共和国就是不是专制，人民的就是不是资产阶级的，整体上更准确、更简洁。 张奚若的意见提出来后，会上很多人觉得有道理。董必武后来在政协全体会议上正式解释，去掉“民主”两个字，是因为“共和”和“民主”在含义上有重合，作为国家名称用“共和”更合适，也能跟旧的“中华民国”拉开区别，同时突出新民主主义的本质。多数代表都同意这个改法，最后提交政协全体会议通过的正式名称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张奚若这个人其实挺有意思。1889年出生在陕西朝邑一个开药铺的家庭，早年读私塾，后来上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因为不满日本教员欺负中国人，跟同学一起闹学潮被开除。之后去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接触到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认识了宋教仁、黄兴、陈其美这些人。辛亥革命前后他到处跑，上海、武汉、西安、日本东京都留过脚印，还专门去日本买过军火运回国，中间差点被清军抓去枪毙，关了两个月才放出来。 武昌起义后他回陕西当过都督府参议，但看不惯当地军政府那套，很快就辞了。1913年自费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学，1917年拿学士，1919年拿硕士，期间还去法国、德国、英国转了一圈，看人家怎么搞民主制度。回国后先在北京做出版交换局局长，后来到南京帮蔡元培搞大学院制，当过高等教育处处长。1929年开始在清华大学教书，当政治学系主任，主讲西洋政治思想史，学生得读原版柏拉图、卢梭那些书，考试要求很严。 抗战爆发后清华南迁，他跟着去长沙临时大学，又到昆明西南联大，继续当系主任。那时候他在国民参政会上说话特别直，1939年一次会上公开批国民党当局腐败和独裁，蒋介石当场打断让他“别太刻薄”，他直接拂袖而去。后来参政会再寄路费和通知，他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从此不去了。1946年他在昆明公开演讲，把国民党政权说成“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还直接喊蒋介石应该下野。 1949年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在国名这件事上出了关键意见。除了国名，他对国旗图案也提过看法，不过国名这事影响更大。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干活，当过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还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做了不少教育和对外民间交流的事。1973年7月18日在北京去世，84岁。 这件事其实挺典型，说明新中国成立那会儿，真的是大家坐下来商量出来的。毛主席提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听到不同意见就改，最后定下来的名字更简洁，也更符合实际需要。张奚若那番话虽然反对了原方案，但属于建设性意见，帮着把国名敲定得更合适。整个过程没谁压谁，大家都是为了把新中国名字起得更好，体现出当时那种协商建国的氛围。国名定下来后，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正式宣布，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了我们国家的正式名称，用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