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竟自杀了——就在卫星成功前18个月！ 1968年10月26日，北京中关村一间普通住宅里，科学家赵九章在夜色中吞下了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终年61岁。 这个时间点，距离世人记住的中国“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仅仅还有约18个月。1970年4月24日，中国凭借这一卫星跃升为世界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卫星的国家。 没人知道那个夜晚，赵九章是怀着怎样的绝望按下安眠药瓶的瓶盖。桌上还摊着未写完的卫星轨道计算草稿，笔尖的墨迹尚未干透，纸上密密麻麻的公式，是他耗尽半生心血追逐的航天梦。彼时的他，早已不是那个在德国留学时意气风发的青年博士，也不是主持“581任务”时运筹帷幄的科学家，而是被贴上“反动学术权威”标签的批斗对象。白天要戴着十几公斤的木牌下地劳动，晚上还要接受无休止的批判，腰被折磨得连翻身都困难，妻子吴岫霞只能每晚用烟草为他熏烤止痛，眼泪混着烟火气在暗夜里无声流淌。 这位人造卫星事业的奠基人，早在1957年苏联第一颗卫星升空时，就敏锐意识到空间时代的到来。他四处奔走呼吁，写文章、作报告，力陈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紧迫性，最终促成“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国家决策。1958年，他担任“581”组副组长，与钱学森等科学家一起，从零开始规划中国的卫星事业。为了掌握核心技术，他率团访问苏联，却因技术封锁只能隔着卡车远远观察卫星残骸，回国后坚定提出“立足国内、自力更生”的道路，此后数年带领团队深耕预研，为卫星研制打下坚实基础。 1965年“651会议”上，42天的日夜奋战，他牵头完成15万字的技术方案，勾勒出“东方红一号”的雏形。那时的他已身患心绞痛，却常常深夜在灯下计算数据，靠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同事们记得，他总说“卫星的每一个数据都关系到国家荣誉，不能有半点马虎”，哪怕累到脸色苍白，只要谈及卫星方案，眼里就会泛起光。谁也没想到，仅仅三年后，这位为卫星事业殚精竭虑的科学家，会被时代的阴霾逼到绝路。 他的一生，始终与家国命运紧紧相连。早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在狱中与妻子吴岫霞结下患难深情；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任教，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却培养出大批优秀学子；建国后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国投身科研，把工资大部分用于资助亲友求学，自家孩子出生时，竟只能用母亲的旧袜筒拼凑衣服。他曾劝说亲友子弟多读书、报效国家，最终吴家十余人事成各业，成为国家建设的骨干。这样一位心怀大爱、执着科研的学者，却在文革的冲击下，遭受着人格与身体的双重摧残。 自杀前，他没有留下长篇遗书，只在纸上写下简短的字句，字里行间满是对卫星事业的牵挂和对现实的无奈。妻子发现他时，桌上的卫星草图还被细心地压在玻璃板下，旁边放着他珍藏的德国留学时的笔记本。18个月后，“东方红一号”成功升空，《东方红》的乐曲响彻太空，举国欢腾之际，参与研制的同事们却忍不住落泪——他们知道，这颗卫星上，凝结着赵九章太多未竟的心血。 历史终究不会忘记功臣。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赵九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的名字被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航天史册上。如今，当我们仰望星空，看着中国卫星遨游太空时，不应忘记那位在黑暗中点燃火种，却未能亲眼见证光明的先驱。他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遗憾，却也让我们更加珍视知识分子的坚守与担当。 真正的科学精神，从来都伴随着执着与牺牲。赵九章用一生践行了对家国的忠诚，用生命诠释了对科研的热爱。那些跨越时空的科研手稿，那些未曾实现的航天梦想，都在诉说着一位科学家的赤子之心，也警示着后人：尊重知识、善待人才，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进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