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地下党员丁惟尊叛变，还要带着敌人去抓人，他的妻子知道后，连忙说：“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山东地区早在1920年代初就开展了工人运动，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在济南和青岛推动罢工和宣传，吸引了不少底层民众加入党组织。王复元就是其中一员，他出生于1900年，历城人，早年学徒修表，1922年入党后逐步升任青岛市委书记。他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挪用党费，比如1927年从武汉带回的1000银元活动经费，直接据为己有，导致组织资金短缺。邓恩铭查实后，按照中央通告开除其党籍，这让他心生怨恨，直接投靠国民党，组建捕共队，四处搜捕昔日同志。 王复元叛变后，山东党组织损失惨重，他提供情报导致邓恩铭等17人于1929年1月被捕，整个省委机关几乎瘫痪。中央迅速调整，将熟悉王复元的干部如傅书堂调离，避免更大破坏。傅书堂是高密人，1924年入党，曾领导胶济铁路罢工，他的妹妹傅玉真也受影响，十三岁起传递刊物，1927年经曹克明介绍成为高密首位女党员。她在青岛做联络工作时，认识了丁惟尊，两人因共同任务结婚，婚后丁调到铁路印刷厂排字。 丁惟尊是日照人，青岛职业中学毕业后在高密火车站擦车，经王复元介绍入党。1929年夏，国民党接管青岛，王复元带队而来，先找上丁惟尊，通过威胁和利诱迫使他背叛。丁惟尊提供多个秘密联络点，导致几名同志被抓。他还继续留在党内，企图钓出更多情报。张英是中央特科成员，1902年生于潍县，从小习武，当过西北军士兵，1925年赴苏联学习，1926年入党，枪法精准。周恩来派他到山东除奸，他先与助手王昭功抵青岛，逐步展开行动。 傅玉真起初未察觉丈夫变化，直到党组织通过打入捕共队的徐子兴转告情报，她开始留意丁惟尊的反常举动。8月8日晚，她听到丁与王复元商量去高密抓人，便提出同行。次日三人乘火车抵达，傅玉真在月台示意部分同志逃脱，但仍有两人被捕。这让她确认丈夫叛变事实，回青岛后她与嫂子李淑秀向市委负责人牟鸿礼报告，市委决定先处决丁惟尊，斩断王复元在青岛的臂膀。 张英与傅玉真制定计划，8月10日晚张英到傅家，以中央谈话为由叫出丁惟尊，在滋阳路口宣布处分并击毙他。次日王复元到傅家假意安慰，拉拢傅玉真去国民党党部工作，她推辞并记录其来访规律，报告组织。张英借机认准王复元长相，王科仁是青岛市委交通员，1927年入党，跟张英学枪法，参与行动。8月16日下午，王复元到山东路新盛泰鞋店取鞋，张英守门，王科仁内应，开枪击中王头部，补枪后撤退。 王复元死后，青岛地下党暂时缓解压力，但傅玉真一度与组织失联。她回到高密老家，坚持秘密活动。1937年抗战爆发，她重新联系党组织，与山东早期党员马馥塘结婚，一起投身抗日救亡。新中国成立后，她调到水电部处理行政事务，直至1997年在北京逝世。张英1932年负伤被捕，在狱中牺牲。王科仁1930年被捕，同年遇害。这些事件反映出早期党员在白色恐怖下的严峻考验。 早期革命者在极端环境下坚持信仰，王复元从贪污到叛变，丁惟尊从动摇到背叛，都源于意志薄弱。党组织通过特科行动维护纯洁性，确保工作延续。傅玉真等女性党员的贡献，往往在家庭和联络中体现，她们的隐忍和决断，直接影响了局部局势。山东地下党虽遭重创，但中央及时干预，避免了更大损失。 中央特科的建立，本是为保护领导和惩处叛徒，张英的行动体现了其高效性。他从苏联学成归来，结合本地情况，灵活运用情报网。徐子兴打入敌内，提供关键信息，体现了卧底工作的风险和价值。这些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傅玉真一家多人为革命付出，哥哥傅书堂赴苏学习，嫂子李淑秀协助掩护，她们在青岛的出租屋成为临时据点。这样的家庭支持，是地下工作的重要基础，避免了孤立作战的困境。 处决行动后，国民党加强搜捕，但党组织转移迅速，保存了力量。傅玉真失联期间，自行坚持宣传，体现了党员的自主性。抗战时期，她参与救亡运动，组织妇女支援前线，延续了早期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