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东莞，一男子常年体检，没有任何异常，因一次反复咳嗽去医院检查，却先后被四家医院诊断肺上有个近两厘米的恶性结节，必须立刻切掉。恐惧中，男子反复翻看自己毫无异常的体检记录，硬着头皮想：万一只是炎症呢？当手术同意书即将签下前，最后一次CT检查却显示，他的肺部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从“癌症患者”到“健康人”，男子煎熬了数月，遂将此事公开在网络，并强调不是为了博取流量，引发热议。 据悉，2024年1月，陈明（化名）被一阵持续数周、难以抑制的咳嗽困扰着，这促使他走进了市内一家医院的呼吸科门诊。 陈明本以为这只是一次寻常的呼吸道感染，开点药便能好转。 然而，一张普通的CT检查报告，瞬间打破了他生活的安宁。 报告单上，“右肺上前叶前段混杂密度结节，性质待定（肿瘤性病变？）”的字样格外刺眼。 接诊医生神色严肃地告诉陈明，这个直径约19毫米的结节恶性可能性很大，必须立即手术切除，否则一旦扩散，后果不堪设想。 陈明的大脑一片空白，没想到自己会和癌症联系在一起。 惊慌之余，陈明尚存一丝理性，对医生提出的手术方案，他请求给予一些考虑时间。 为了寻求更权威的意见，陈明辗转来到另一家规模更大的医院，不惜花费数百元挂上了专家号。 专家建议陈明进行一项更为精密且昂贵的检查PET-CT，这项检查号称能更精准地判断病灶的良恶性及是否发生转移。 尽管费用高达万余元，但为了求得一个确切的答案，陈明接受了。 不料，PET-CT报告似乎进一步“坐实”了此前的判断：“右肺上前叶段不规则亚实性结节，代谢活跃，结合临床考虑肿瘤性病变可能性较大，建议手术切除。” 专家的语气同样不容置疑，认为这是恶性结节，必须尽快手术，幸好尚未扩散。 短短数日内，连续两家医院、两种检查手段均指向“恶性肿瘤”，巨大的心理压力笼罩了陈明及其家人。 然而，生性谨慎的陈明并未完全被恐慌吞噬，他查阅了大量医学资料，得知肺结节中真正恶性的比例其实并不高。 更重要的是，陈明回想起自己近期的体检记录，此前并未发现任何肺部结节迹象。 结合自己曾有过的炎症病史，陈明大胆猜想：这会不会只是一场严重的炎症？他向医生提出了先用药物进行抗炎治疗的请求，但医生基于影像学显示的“恶性特征”，认为拖延治疗风险极高。 最终，医生勉强同意先进行两个月的药物治疗，但手术的必要性并未改变。 两个月后，药已服完，心中仍存忐忑的陈明趁着回武汉老家的机会，携带着在东莞的全部检查资料，走进了当地一家以胸外科见长的医院。 接诊医生仔细翻阅了他的PET-CT报告后，语气甚至更为严厉：“这东西很要命，你怎么还能拖到现在？” 第三次听到“手术刻不容缓”的判决，陈明最后的心理防线动摇了。 考虑到家庭和工作重心仍在广东，他决定返回东莞接受手术。 2024年3月，陈明在东莞市第三家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躺在了病床上，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肺部手术。 按照手术前的标准流程，医院为他安排了一次增强CT检查。 谁也没想到，检测结果显示，陈明的肺部非常干净，看不到之前报告描述的结节，压根不需要手术了。 陈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接过报告单，上面清晰地写着：“两肺野清晰，未见明显异常密度灶。” 2025年12月，陈明决定在短视频平台分享自己这段离奇的就医经历，引发热议。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看待呢？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前三家医院依据的CT和PET-CT影像报告确实显示了具有恶性特征的结节，仅从孤立影像学角度看，提示恶性肿瘤风险并建议进一步干预，具有一定的客观依据。 所以，不能仅因后续检查结果正常而直接、绝对地认定先前的“恶性考虑”即为法律意义上的“误诊”。 不过，患者陈明明确提及“近期体检无异常”，这强烈提示炎症可能。在此情况下，跳过短期抗炎治疗这一常规鉴别诊断步骤，直接坚定地推进手术，可能违反了审慎评估与鉴别诊断的义务，存在过程性瑕疵。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对手术等重大措施，医生必须详细说明风险及替代方案。 本案中，患者陈明多次表达对炎症的疑虑和希望先吃药观察的意愿，但据其陈述，医生未就此进行充分沟通，未告知试验性抗炎治疗作为另一种合法选择及其风险利弊，而是强调手术的唯一紧迫性。 该等做法可能侵犯了患者陈明的知情同意权，使其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尽管未实际手术，但患者陈明因“癌症”诊断产生了检查费、药费等损失和严重的精神痛苦。如果能证明上述过程性过错或告知不足与这些损害存在因果关系，医院则需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