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军过大凉山，刘伯承致信川军许剑霜：“让个路！” 谁知，许剑霜回信却说：“助兄北行！” 没人知道，这短短四个字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八年的生死情谊，更藏着乱世之中军人的良知与大义。1926年的泸州，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刘伯承受党组织派遣发动起义，时任川军机枪营营长的许剑霜，一眼就认准了这位心怀家国的指挥官。 战场上，许剑霜作战勇猛，多次率部击退敌军强攻，刘伯承看在眼里，不仅亲自提拔他为团长，更将他引上革命道路——在许剑霜泸州的家中，昏暗油灯下，刘伯承亲手递给他《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逐字逐句讲解马克思主义真理，1927年2月，正是刘伯承作为介绍人，见证他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入党。 泸州起义的40天守城战里，两人结下过命交情。敌军围城断粮，许剑霜率先响应刘伯承号召，把士兵每日两餐干饭改为一干一稀，省下粮食接济城内饥民；叛徒密谋逮捕刘伯承献媚军阀，是许剑霜坚决抵制，派神枪手连夜护送他突围前往武汉。 可谁曾想，起义最终失败，两人从此失联，许剑霜辗转多年，虽在川康边防军出任十六旅旅长，却始终没忘记刘伯承“军人当为百姓谋福祉”的教诲。 1935年的大凉山，早已是龙潭虎穴。蒋介石布下五道防线，妄图将红军困死在彝区，还密令川军“借剿共之名削弱地方势力”。 时任川康边防军司令的刘文辉看得明白，这是蒋介石“假途灭虢”的毒计，于是定下“只守不攻、避战自保”的十六字方针，而镇守关键防线德昌的，恰好就是许剑霜。 此时的他处境尴尬，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琮等人早就觊觎他的兵权，稍有异动就可能被扣上“通敌”的罪名，可当红军先头部队抵达丰站营隘口，他听到枪声的那一刻，心中已有了判断。 刘伯承同样没忘记这位旧部。得知德昌守将是许剑霜，他连夜写下亲笔信，追叙泸地旧谊，更晓以民族大义：“抗日何罪，围追堵截者，天良何在？” 信使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封锁线，将信送到许剑霜手中时，他正对着地图彻夜难眠。 信中“渔利谁人”四个字，戳中了他心底最清楚的现实——蒋介石巴不得川军与红军两败俱伤，届时中央军便可趁机吞并川康。 许剑霜没有丝毫犹豫。他当即叫来亲信副官，将刘伯承的原信送往西昌请示上司刘元璋，这份“光明磊落”让刘元璋无从指责，只能含糊其辞不予表态。 许剑霜读懂了这无声的默许，5月16日黄昏，丰站营、八斗冲一带枪声响起，却只是象征性的抵抗——他命令部下朝天开枪，打了几轮就火速撤退，甚至故意留下部分弹药和粮食。 《西昌县志》后来记载：“红军洋洋而来，如入无人之境，许剑霜交绥而退，德昌遂陷”，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败退”背后，是怎样的胆识与担当。 刘元琮等人得知消息后，果然跳出来要求严处许剑霜，可刘元璋心里打着算盘：许剑霜的两团人马若是被吞并，下一个遭殃的就是自己。 最终，刘元璋以“若通敌何必献信”为由驳回指控，许剑霜靠着过人智谋，既帮了红军，又保全了部队。 红军顺利进占德昌，不仅缴获枪支千余支、俘虏两百余人，更重要的是打破了蒋介石的封锁，为后续“彝海结盟”、抢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 许剑霜的“助”，从来不是简单的让路。他暗中通报了彝区民情和川军布防细节，让红军避开了多处伏击点； 得知后续防线由彝族首领邓秀廷镇守，他又悄悄传话，告知红军“汉彝一家”的政策主张，间接促成了刘伯承与小叶丹的歃血结盟。这位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方式，在乱世中坚守着初心。 后来有人问他，不怕被蒋介石察觉问罪吗？许剑霜只淡淡回应：“我是军人，不是政客。 红军北上是为抗日救国，阻拦他们，就是愧对百姓，愧对当年刘总指挥的教诲。” 八年未见，刘伯承一句“让个路”，是基于信任的托付；许剑霜四字“助兄北行”，是历经风雨仍未改变的信仰。 乱世之中，最难得的不是同仇敌忾，而是在迷雾中坚守良知，在绝境中选择大义。 刘伯承与许剑霜的这段往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军人荣耀，从来不是服从于派系之争，而是站在民族大义的一边；真正的情谊，从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危难之际的挺身而出。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