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起点凭什么争? 张骞墓是丝路遗产遗址点， 赫然有世界文化遗产碑。 班超墓仅入围邙山古墓葬群， 没有自己的文物专属碑。 由此可见，张骞，班超 在丝绸之路中， 谁重谁轻，一目了然。 “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是洛阳”——这句在地方文化宣传中反复出现的论调，实则是一场缺乏历史依据的“蹭热点”式争夺。没有扎实的史料支撑，仅凭与历史人物的微弱关联便急于认领核心地位，既混淆了“开创”与“继承”的本质区别，也无视了世界遗产认定的核心逻辑。当张骞墓稳稳入围丝绸之路遗址点，而班超墓始终无缘，这场争夺的荒谬性便不攻自破。 丝绸之路的起点认定，从来不是“沾边即算”的模糊概念，而是以“开创之功”“路网原点”“文明枢纽”为核心的历史定位。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以“凿空”之举打破中原与西域的隔绝状态，开辟了连接东西的陆上通道。《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详细记载了其两次出使的路线、使命与成果，明确长安（今西安）作为其出发地、决策地与后勤补给中心，成为丝路从无到有的“原点”。这种“开创者”的历史地位，是后世任何继承者都无法替代的——张骞的足迹划定了丝路的基本走向，其使命开启了中原与西域持续千年的商贸文化交流，长安作为西汉都城，自然成为丝路无可争议的东方起点。 反观洛阳争夺起点的所谓“依据”，无非是东汉时期班超经营西域的历史关联。但班超的角色，从始至终都是“继承者”而非“开创者”。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投笔从戎”出使西域，其核心使命是巩固西汉以来形成的丝路秩序，平定叛乱、恢复交通，而非开辟新的通道。张骞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拓荒者，班超是“守成拓疆、维护畅通”的守护者，二者在丝路史上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更关键的是，班超经营西域的战略部署、人员调度均依托东汉都城洛阳，但这仅能说明洛阳是东汉时期丝路的“行政中心支撑地”，而非“路网起点”。就像一条公路的起点是其修建时的原点，后续的维护者出发地，绝不能等同于公路的起点本身——这个简单的逻辑，在地方文化争夺中却被刻意忽视。 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张骞墓纳入丝绸之路遗址点，而班超墓未能入围，恰恰印证了这种历史定位的共识。张骞墓作为“凿空”之功的实物载体，是丝路开创历史的直接见证，其价值在于“起源性”与“唯一性”；而班超墓虽为东汉重要遗存，但其历史意义聚焦于“巩固丝路”的功绩，缺乏“起点”所需的核心价值支撑。这一认定结果，是国际学界基于史料记载、遗产价值的专业判断，而非地方宣传所能左右。洛阳试图以班超的“继承者”身份，替代张骞的“开创者”地位，进而争夺起点之名，本质上是对历史价值的错位解读——把“维护之功”等同于“开创之实”，把“行政中心”混淆为“路网原点”，最终只能沦为缺乏依据的文化碰瓷。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争夺背后的功利主义倾向。部分地方为打造文化品牌、发展旅游产业，刻意放大历史人物与本地的微弱关联，偷换“籍贯”与“生活地”“行政中心”与“路网起点”的概念，将历史研究异化为地方利益的附庸。班超籍贯为陕西咸阳，洛阳仅是其迁居地与终老地；东汉洛阳虽是都城，但丝路的基本格局早已由西汉长安奠定，这些史实本是史学界的共识。却被某些地方学者刻意曲解，将“班超与洛阳有关”扭曲为“班超是洛阳人”，再进一步推导为“丝路起点是洛阳”，形成一套看似闭环、实则漏洞百出的伪逻辑。 丝路起点之争，争的不仅是一个地名，更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张骞的“凿空”之功，是中华文明探索未知、开放包容的精神象征；长安作为丝路起点，是历史进程自然形成的结果，有着坚实的史料与遗产支撑。洛阳若想在丝路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理应立足自身“东汉都城”“丝路支撑地”的历史定位，挖掘其在丝路巩固、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价值，而非觊觎不属于自己的“起点”之名。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更不是地方利益的“战利品”。放弃“蹭热点”式的争夺，回归历史本真，尊重“开创者”与“继承者”的地位差异，才能真正传承和弘扬丝路文化的核心价值。否则，即便喊出再多“起点”的口号，也终究缺乏历史的底气与学界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