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年的夏天在外婆家窗前，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拿到了镇上中学的语文教师分配通知，彼时我二十岁，衣角还沾着院子里栀子花的香气，心里既雀跃又忐忑，想着要去陌生的镇上站讲台，要面对一群素未谋面的学生，总觉得前路像村口那条蜿蜒的土路，看不清却又满是期待，后来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三十多年，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再翻出这张照片时，才发现年少时的那份青涩与勇敢，早已被岁月酿成了温暖的回忆，而当初那条看似漫长的从教路，也在粉笔灰与读书声里，走到了鬓角染霜的年岁。 外婆站在我身后，手里捏着刚晒干的豆角，看见我攥着通知红了眼眶，没说什么煽情的话，只是转身进了厨房，端出一碗凉甜的绿豆汤。她知道我打小就恋家，初中住校时还偷偷哭鼻子，现在要去十几里外的镇上，路不好走，得骑四十分钟的自行车。报到那天，天刚蒙蒙亮，我推着家里那辆半旧的二八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外婆缝的帆布包，里面装着教案本、一沓粉笔，还有两个煮鸡蛋。镇上的中学比我想象的破，院墙是夯土砌的，校门口的歪脖子槐树下，挂着一块掉漆的木牌子，写着学校的名字。校长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学校缺语文老师，孩子们底子薄，你得多费心。我点点头，手心全是汗，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份“费心”，一费就是半辈子。 第一节课我教的是初一（2）班，四十多个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课桌是长条的，桌面坑坑洼洼，刻满了歪歪扭扭的字。上课铃响的时候，我站在门口，腿肚子都在抖，原本背得滚瓜烂熟的开场白，到了嘴边全忘了。沉默了足足半分钟，后排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突然站起来喊，老师你别紧张，我们都很乖。全班哄堂大笑，我也跟着笑，紧张感一下子散了大半。那节课我讲的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讲到覆盆子的酸甜，孩子们的眼睛都亮了，有几个孩子偷偷说，他们放学也去山里摘野果。那时候我才明白，课本里的文字，不是冷冰冰的符号，是能和孩子们的生活勾连起来的桥。 日子一天天过，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家校，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冬天最难熬，路面结冰，车轱辘打滑，有一次我摔在路边的沟里，教案本湿了大半，膝盖磕得青紫，咬着牙爬起来，还是一瘸一拐地去了学校。孩子们看见我的狼狈样，下课的时候，偷偷往我办公桌抽屉里塞了冻疮膏，还有个小姑娘，把自己织的手套递给我，手套针脚歪歪扭扭，却暖得我心窝发烫。那时候学校的工资不高，有时候连粉笔都得省着用，一根粉笔要掰成两段，写完黑板的正反面。我舍不得让孩子们抄笔记抄得辛苦，就把重点内容工工整整写在油印纸上，熬夜刻蜡板，油墨沾得满手都是，洗都洗不掉。有家长看我实在不容易，送了自家种的红薯和玉米，我推辞不掉，就给孩子们煮了红薯粥，全班围在一起喝，甜香飘满了整个教室。 三十多年里，我见过太多让人心疼又欣慰的孩子。有个叫王小宇的男孩，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跟着奶奶过，性格孤僻，上课总趴着睡觉。我知道他不是懒，是晚上要帮奶奶喂猪，没睡好。我开始放学后留他补课，给他带早饭，慢慢的，他愿意跟我说话了，作文也写得越来越有灵气。后来他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临走前给我鞠了一躬，说老师，我以后也要当老师。这句话，我记到现在。还有个女孩，家里重男轻女，不让她读书，她哭着跑到学校找我，我骑着自行车去她家讲道理，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让她爹妈松了口。现在那个女孩在城里做医生，每年过年都会回来看我，给我带好多东西。 这些年，学校的条件越来越好，夯土墙换成了砖墙，长条桌变成了单人课桌，多媒体设备搬进了教室，粉笔也不再需要省着用。我也从那个青涩的二十岁姑娘，变成了学生口中的“张老师奶奶”。有时候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会突然想起八七年的那个夏天，外婆窗前的栀子花，还有那条蜿蜒的土路。当初的忐忑，早就变成了沉甸甸的责任和欢喜。我总跟学生说，读书不是为了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地回来，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看到山外面的世界。 教书育人，从来都不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是粉笔灰里的岁岁年年，是看着一棵棵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的欣慰。那些曾经的青涩与勇敢，那些藏在教案本里的汗水与温暖，都成了岁月馈赠的礼物，在鬓角的霜花里，闪闪发亮。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