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经不起有心人去翻的，毛主席在1963年，就指出“文艺界15年来基本不执行党的政策，跌到修正主义边缘”，甚至一度批判当时的文艺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仔细了解下，我才发现什么叫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1960年代初，新中国已走过十余年历程，外部面临巨大压力，内部处于探索建设的关键期。文艺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重任。 毛主席等领导人观察发现，在戏剧舞台、文学创作、电影艺术等领域，大量作品仍沉溺于表现古代帝王将相的权谋恩怨、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或是对西方古典文艺的简单模仿与推崇。 例如，当时戏曲舞台上传统历史剧、爱情剧占据相当比例，反映工农兵火热斗争与建设生活的现代题材作品，无论在数量、质量还是影响力上，都未能达到期望。 在毛主席看来，这种倾向是危险的，它意味着文艺脱离了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脱离了火热的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 过多渲染“帝王将相”，可能潜移默化地宣扬封建等级观念和个人英雄史观；过度追捧“才子佳人”，可能助长脱离实际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而一味模仿“外国死人”（指西方古典文艺），则可能丧失文化主体性，滑向对西方价值观的盲目认同。 他担忧，如果文艺这个重要的思想阵地不去描绘和歌颂创造历史的人民大众，不去鼓舞建设新社会的斗志，反而沉浸在旧时代、旧情调和外来文化的窠臼里，长此以往，思想阵地就有丢失的风险，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就会动摇。 这种批评，核心是文艺的立场、对象和内容问题，即“为什么人”和“写什么”的根本问题。 这并非否定历史题材和艺术多样性，而是强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创作的重心和导向必须与时代使命同频共振。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唱什么戏，得看是什么年头”。 国家正在亿万人民艰苦奋斗搞建设、求生存、图发展的关键阶段，文艺如果总在“老黄历”和“外国经”里打转，就无法承担起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时代功能。 这一批评，直接推动了后来对现代戏的倡导和扶持，催生了一批反映现实、歌颂工农兵的文艺作品，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期的文化风貌。 今天，当我们审视当下的某些文艺创作与文化产业现象时，虽时代背景、具体内容已截然不同，但一些结构性的、关乎方向的问题，依然值得深思。 看看我们周围的文艺景观：部分影视剧乐此不疲地沉浸于对古代宫廷权谋、玄幻仙侠的极致描绘，某些作品对帝王将相的塑造，其精细与宏大有时甚至超越了历史本身，却可能淡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视角。 网络文学中，“霸道总裁”、“甜宠虐恋”等“新式才子佳人”模式长盛不衰，构筑着脱离现实的爱情幻梦。 在文化交流中，对某些外来文化产品（尤其是流行文化）的追捧有时达到狂热程度，而对本土优秀现实题材、体现时代精神的原创力作，其关注与投入却可能相形见绌。 资本逻辑驱动下，“流量为王”、“数据至上”的倾向，可能导致创作重心偏移，追求快餐式、话题性、感官刺激的内容，而忽略了思想的深度、生活的厚度和价值的引领。 时代已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今天的文化政策、创作环境、人民的精神需求都无比丰富和多元。提倡题材、风格、形式的多样性，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是文化繁荣的应有之义。 许多优秀的、扎根现实、歌颂时代、制作精良的文艺作品也层出不穷，赢得了大众的喜爱。 毛主席当年提出的核心命题——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文艺与价值引领的关系——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文艺创作是否能够敏锐地捕捉并深刻地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性变革与人民的精神风貌？是否能在市场化、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文化主体性和精神独立性？是否能在满足娱乐需求的同时，更好地承担起培根铸魂、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使命？ 当资本、流量、算法深刻介入文艺生产时，如何确保“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至被边缘化？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死人”的比喻，其警示在于防止文艺创作脱离当下的、生动的、创造历史的人民实践，防止在历史故纸堆、虚幻情感架构或他者文化镜像中迷失自我。 毛主席在1963年的批评，是一次基于特定历史情境的、严厉的方向纠偏。今天，我们的文艺创作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元的生态环境，但“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没有变，文艺需要与时代同频共振、为人民抒写抒怀抒情的根本要求没有变。 警惕创作脱离生活、脱离人民的倾向，鼓励更多目光投向现实、投向人民、投向时代精神的深处，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这或许是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持久的思想遗产。 它提醒我们，文艺的活力与生命力，终究源于脚下的大地和身边的人民。忘记这一点，任何形式的“部”，都可能失去其灵魂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