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派她潜伏南京，给了二十根金条。结果这个女人，打了整整三年麻将，把钱输了个精光。 这事儿要是搁在电影里，观众可能还会笑出声，可真要落在历史里，就是另一番滋味了。她叫李云，1927年入党，组织上选中她去南京，不是因为她会打麻将，而是因为她在当地人脉熟、脑子快、嘴巴严。那时候南京城里特务遍地，一个不留神就会被盯上，潜伏的任务比前线打仗还凶险。党组织给她二十根金条，不是为了让她发财，而是为了在关键时刻打通关节、掩护同志、传递情报。 刚开始，她确实按计划在活动。白天出入茶馆、书店这些看似平常的地方，暗中观察敌人的动向；晚上则在可靠的联络点整理情报。可日子一长，环境变了。国民党加紧封锁地下交通线，接头地点接连暴露，原本联系的同志一个个转移或牺牲。她的上线断了联系，下线也不敢轻易露面。手里握着金条，却找不到能用得上的人，也没法直接把钱交出去——一旦被盘查，金条就是最显眼的罪证。 她没选择坐以待毙。为了不引起怀疑，她得有个像样的身份，一个能让街坊邻居觉得“正常”的生活。她租了间小院，置办了几件体面的衣服，还托人介绍，认识了一群打牌的老太太。南京的麻将文化在当时很盛，茶馆、家里，甚至街边都能支起牌桌。她算过，打牌既能固定自己的行踪，又能从闲谈里听到些消息。于是，她开始频繁出现在牌局上，一坐就是半天。 头几个月，她还能控制自己，只带一点零钱去玩。可时间久了，输赢成了习惯，手气又总是不好。她不是没想过停，可一停就会让牌友起疑，甚至有人会问她是不是出了事。为了维持这个“爱打牌的李太太”形象，她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金条从整根换成了碎块，再变成银元，最后连银元都快见底了。有人劝她少赌点，她苦笑，说牌桌上能听见的消息，比在屋里干坐着强得多。 她不是没算过账。每场牌局下来，输掉的钱能买两袋米，够她吃半个月。可她更清楚，如果因为怕输钱就不去，那才是真的完了。有次，她在牌桌上听到两个警察闲聊，说最近要查几个新开的药铺，其中一家是地下党的联络点。她记下了地址，第二天绕了三条街，用仅剩的一点钱买了包烟，把消息塞在烟盒里，托一个卖报的孩子送了出去。那之后，她更不敢断了牌局——这是她唯一能接触普通人的机会。 三年里，她见过牌友家添了孙子，也见过隔壁店铺关门大吉。她的金条没了，可她收集到的零碎消息，帮着组织避开了好几次抓捕。直到1930年，组织终于重新联系上她，派来新的交通员。见面那天，她没提自己输光了金条，只说这几年在南京扎了根，现在能帮着做更多事。交通员后来在报告里写：“李云同志的牌局，是我们在南京的一双眼睛。” 有人说她傻，放着金条不打牌，可他们不懂，在那种环境里，活下来、守住身份，比什么都重要。金条是死的，人是活的，有时候，输光了金条，反而能换来更值钱的东西——比如一条能走通的路，一个能活下去的机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