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两个伪军把一名受伤的游击队员按在土沟边，正要开枪。沟对面蹲着吃烤红薯的胖掌柜抬头啐了口渣：“俩老总眼神不济啊？这人是我铺子里扛面粉的伙计，昨儿个摔断了腿，我让他回老家养伤——这也要拦？” 那人叫王大胖，本名王振昌，三十出头，是冀中李家庄“义兴杂货铺”的掌柜。这地方不大，却夹在蠡县、高阳、安国三地交界，伪军、日军来回巡查频繁。 他这杂货铺开了十年，在附近几村小有脸面，平时嘴甜手勤，路子广，常有人上门闲聊、买货，没人知道这铺子其实是冀中党组织设下的交通联络点之一。 王振昌没读过什么书，但脑子灵。早年他家住高阳县北边的宋家庄，一场“扫荡”，日军烧了房子、砍了人，他父母当场被杀。 他扛着父亲尸体跑了一宿，差点也被抓，最终被一支八路军小队救下。那次他埋下仇恨的种，也打定主意再不当“顺民”。 1938年秋，经冀中区党委交通科介绍，王振昌开始接触地下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藏一个联络员，后来才晓得，那人是冀中第八分区的区委书记，叫石景山。 王振昌从没想过自己能和这样的大人物打交道。他把那人藏在自家地窖里七天，连老婆都不知情。从那以后，他就认了这条路。 那回救下的游击队员，是从高阳送来的急件人，身中流弹，本要从王振昌这儿转交下一站，再绕道蠡县进山。但路上走漏风声，被伪军截住。 王振昌听风声，赶忙出门接应，装作在田边吃红薯，那几句打圆场的话，全是临时起意，红薯都咬不动了，嘴里干得冒烟。 王振昌的账本上记着卖出的盐、布、面粉，很多根本没收钱，都是送去根据地或者交给干部家属的。他账本上有些“客人名”，其实是地下联络人的暗号。 他知道，这些细节多做一分，就多活一天。 1940年春，交通科有个姓刘的年轻人被捕，被人供了出去。冀中交通线被破了一段，王振昌也被牵连。那年清明，几个伪军围了他的铺子，把铺里东西全翻了个遍。 房梁上藏着的情报没人发现，但他的脸已经被记住。 他照旧给来铺子的伪军递烟送糖，还笑呵呵地招呼邻村的财主来赊账。其实他心里明白，这铺子撑不了多久了。他已经安排铺子里一个姓赵的小伙计接替他，联络方式全都交代清楚。 两个月后，蠡县地下党组织决定转移王振昌，让他暂避南宫。但他没走。那天夜里他送一批药品去西边的刘家庄，正走到村口时被伏击。 他手里的药包被抢走，自己当场被捕。 他被押回李家庄，绑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日军用开水烫他，又用铁钳夹他的手指，逼他说出交通线。他一句不说，只问了句：“你们抢我那包药，是不是给人治病了？” 那年七月，他被枪毙，尸体抛在村头两天，直到村民偷偷埋了。 抗战胜利那年，冀中区党委开了一次追悼会。有人提起他，说他不过一个庄稼汉，不识几个字，能挺到那样，不容易。 王振昌的故事被写进1946年的《冀中敌后英烈录》，但很多人只记得他是“胖掌柜”。没人知道，那烤红薯的背后，是多少人的命悬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