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这句话不是冲动，是早就压在汤飞凡心里的一口气。八年前，他亲手创办了中央防疫处，在南京一间简陋的楼房里拉起帘子，摆上拼凑的玻璃仪器，靠着在耶鲁、伦敦学来的技术，一点点建起中国第一个病毒学实验室。 他知道中国什么都缺，仪器、人才、菌种都短缺，可偏偏病毒和疾病一样不少。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汤飞凡带着防疫处的全部设备、上百个菌种和十几个助手从炮火中撤退。 那趟路走得不容易，一路山高水险，有次马车滑进山沟，菌种都埋了土里，汤飞凡跪着在地上翻出来的——没人知道，他那时候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中国不能没防疫，也不能没科研。 到了昆明，中央防疫处落脚在黑林铺一处旧屋里，重新恢复运转。抗战吃紧，昆明是大后方，但也常有空袭。科研人员白天干活，晚上就搬着瓶瓶罐罐进防空洞。 那年，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前线因手术感染去世，汤飞凡听说后没说话，一个人坐在实验室盯着桌上那瓶发了霉的豆腐。他突然想，要是能自己造青霉素呢？这事不试不甘心。 但要造，就得有菌种。他带着卢锦汉、朱既明、魏曦他们去翻垃圾堆、捡发霉馒头，最荒唐的一次，卢锦汉在自己穿了多年的旧皮鞋里刮下绿毛，结果还真筛出一株产量不错的菌。 但这才哪到哪？实验材料缺得厉害，发酵罐没条件搞，玉米浆买不到，只能自己试棉籽饼。那些天，汤飞凡几乎没离开实验室，饿了啃饼干，困了趴桌子打盹，眼角全是血丝。 有个细节很少人知道。1944年他们快提纯成功的时候，一批青霉素突然被污染，几十瓶废掉，魏曦急得拍桌子直哭。 汤飞凡也憋得慌，但只说了一句：“科学从来不怕失败，怕的是不敢再试。” 那年9月，第一批国产青霉素终于做出来了。五瓶，每瓶5000单位。送去惠滇医院试用，几个伤口化脓已下病危通知的士兵用了后退了烧，医生都不敢相信。 这个消息传开了，但汤飞凡没停手。青霉素得能量产、能储存，不然还是救不了多少人。他后来带着团队把产量提高了4倍，还用结晶法解决了保存难题。 有人说汤飞凡是“东方巴斯德”，但他自己从不这么讲。他更在意的是怎么让科研有用。 他后来还做了一件几乎没人敢做的事：在研究沙眼衣原体时，为了验证病毒致病性，他把病毒滴进自己眼睛里，一共观察了40天。眼睛红肿刺痛，有时候连纸都看不清。 他活着的时候没留下几篇论文，大部分成果都压在临床应用上。但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沙眼防控提前了十多年，狂犬病疫苗、牛痘疫苗也都跟着做出来。 到他去世那年，中央防疫处已经变成中国科学院医学研究所了。再后来，又变成了今天的中国疾控中心。 有些人不出名，但留下的东西，救过千千万万条命。汤飞凡是这样的人。他曾经说：“我们这个国家，不能永远靠别人来救命。”这句话现在听着简单，但在当时，是拿命说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