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喝下煤油割腕自杀，救活后，他想要拉着妻子张兆和的手，妻子甩开。后来，他被转入精神病院，妻子也没有去看望他。后来，他心脏病发弥留之际，他对妻子说：“三姐，是我对不起你……” 这一幕发生在1950年前后，北京城里已换了时代的空气。沈从文躺在医院病房里，神志有时清醒有时混乱，床边却没有张兆和的身影。 外界只看到一位作家倒下，却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沈从文已经被一种更深的东西压着。那不是病房里的白墙，而是从1949年开始持续不断的精神压力。 文学批评的风向突然转变，沈从文被贴上“脱离现实”的标签，多年的作品被否定，课堂上的学生也不敢再与沈从文多说话。 这样的落差，让沈从文觉得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在了门外。 张兆和在家里收拾着孩子的书本，桌上还放着沈从文早些年的信。那些信里常常写着担忧、恐惧，还有一遍遍询问张兆和是否还爱着沈从文。 张兆和不是不想靠近沈从文，而是已经不知道怎样再靠近。张兆和身边还有两个孩子要照顾，还有父母留下的家风要撑着。 张兆和明白，如果再走进那间病房，自己也会被那种无边的绝望吞下去。 沈从文被转入协和医院精神科时，医生在病历里写下的是“严重抑郁伴随自杀倾向”。沈从文并非一夜之间崩溃。早在三十年代起，沈从文就反复在书信里表达过极端的自责和无用感。 张兆和曾在日记中记下，沈从文常在夜里坐着发呆，说着“我这样的人不配活着”。这种状态日积月累，终于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夹缝里爆发出来。 就在这段最黑暗的时间里，沈从文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开始整理古代服饰和纺织文物。那是一个几乎没有人关注的岗位，却意外成了沈从文活下去的理由。 沈从文每天在库房里对着残破的丝绸和出土的织物，手指一点点描摹纹路，仿佛把自己从混乱中拉回来。沈从文在后来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只有在那些布料和图案里，沈从文才觉得世界还有秩序。 张兆和并不是完全消失。逢年过节，张兆和会托人送来一些衣物和生活费，但张兆和始终没有踏进病房。张兆和很清楚，沈从文需要的是医生和安静的环境，而不是再一次把张兆和拖进那种情绪旋涡。 张兆和的选择在外人眼里显得冷，可在亲友看来，那是被逼到边缘后的无奈。 几年之后，沈从文的身体渐渐好转，却再也没有回到文学讲台。沈从文把所有精力投向古代服饰研究，参与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撰写，成为国内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每当有人提起过去的文学成就，沈从文总是摇头，说那些已经不重要了。沈从文真正放不下的，是张兆和当年在病房门口没有回头的背影。 1988年，沈从文在北京因心脏病住院。病床前站着的还是张兆和，已经是白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