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有位公社书记和某大队支书在支书家喝酒。喝到半醉时，大队支书借故离开了家

七十年代，有位公社书记和某大队支书在支书家喝酒。喝到半醉时，大队支书借故离开了家里，只有支书的妻子仍然和公社书记在继续喝酒聊天…… 后半夜支书回到家时，公社书记早上回公社了，而支书妻子在屋里早已熟睡了。后来，听说这位大队支书干了几十年支书，谁也代替不了他的位置。直到最后六十岁退下来，支书仍以他儿媳在村里小学任教师作为退下来的条件。你觉得奇怪不？支书位置保了几十年，不知为什么？这事儿我后来听我爹讲全乎了，他说那晚的风啊，吹得院里那棵老槐树叶子哗哗响，煤油灯的光在窗户纸上晃来晃去。老王支书——就是那个大队支书——出门前还特意把油灯芯子拧小了点，说“省点儿油”。他媳妇李婶儿坐在桌子对面，手里纳着鞋底，针脚密密的。公社书记姓赵，脸红扑扑的，话开始多了起来。他说起修水渠的难处，哪个大队都不愿出人，怕耽误秋收。李婶儿头也没抬，就接了一句：“俺家老王昨儿个还念叨呢，说后山那一片杂木林，长得乱，砍了正好能给水渠当撑木。” 说完，她像是说错话似的，赶紧补一句，“您瞧我，妇道人家瞎叨叨。” 赵书记端着酒盅的手停住了。窗外有狗叫了两声，又静下去。 “杂木林……在哪儿来着？” 赵书记问。 “就后山崖子下头，不多，二十来根碗口粗的。” 李婶儿把针在头发里抹了抹，“老王说，那木头结实，泡水不烂。” 其实哪有什么杂木林。后山崖子下头全是石头。我爹说，老王支书那天下午就派了俩民兵，去邻村河滩上，悄悄买了二十根旧船木，连夜拖到后山脚，胡乱堆在那儿，上面还盖了层枯草。他出门那俩钟头，就是去盯着这事儿。赵书记那晚没再多问，只是酒喝得慢了。天快亮时他骑上车回公社，车铃在晨雾里叮铃铃的，格外清亮。后来水渠开工，赵书记带人去后山，果然看见那堆“杂木”。老王支书挠着头说：“呀，这木头咋自己跑这儿来了？正好，给公社用上！” 赵书记拍拍他肩膀，啥也没说。但我爹说，从那以后，赵书记来村里，总爱先去老王家坐坐。有时带包红糖，有时带几张报纸。两人也不聊正事，就说说庄稼，说说天气。老王支书呢，还是老样子，蹲在门槛上抽旱烟，话不多。村里有人眼红，去公社反映，说老王支书搞特殊。赵书记只回一句：“你要能把他那‘杂木林’也变出来，这书记你当。” 老王支书退下来那年，村里小学正好缺老师。他去找赵书记——赵书记那时已经调县里了——没说情，就倒了杯茶：“我儿媳念过师范，字写得端正。村里娃娃上学不容易，让她试试课，行就行，不行就回。” 赵书记喝着茶，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忽然笑了：“你呀，还是老法子。” 什么法子？我爹后来跟我总结：有些事，不能直接说，得像种庄稼一样，先把种子埋下去，浇点水，等它自己冒芽。别人看见了苗，还以为是你运气好，风调雨顺。其实哪有什么运气，都是半夜里提着灯，去河滩拖木头的人。现在想想，那晚的风，那盏晃悠的煤油灯，还有李婶儿手里那根纳鞋底的针，大概都是这故事里的种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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