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一个政权究竟是民主的温床，还是专制的牢笼，有把能直击本质的标尺，那便是它对待

判断一个政权究竟是民主的温床，还是专制的牢笼，有把能直击本质的标尺，那便是它对待政治对手的方式。 1963年的伊朗，曾拥有一次触碰民主的契机。那时，霍梅尼因政见不同沦为囚犯，命悬一线之时，时任伊朗秘密警察总长的哈桑·帕克拉万选择手下留情。他顶住压力，否决了处决霍梅尼的命令，仅以流放境外的方式处理此事。 这份“放一马”的宽容，并非懦弱，而是一个政权应有的气度与底线。它承认不同声音的存在，愿意为政治分歧留出缓冲的空间。 然而十七年后，历史以极具讽刺的方式反转。掌权后的霍梅尼，对昔日的“救命恩人”帕克拉万，毫不留情地举起了屠刀。 一道处决令，不仅终结了一个人的生命，更斩断了伊朗政坛最后一丝宽容的脉络。 从帕克拉万的“放一马”，到霍梅尼的“赶尽杀绝”，伊朗的命运轨迹急转直下。前者的选择，彰显出权力对规则的敬畏、对异见的包容，这是民主制度生存的根基；后者的行径，则是专制权力的典型体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用暴力清除所有不合心意的存在。 当一个政权将政治对手视为必须铲除的仇敌，把宽容异见当作软弱可欺的表现，其统治下必然会滋生恐惧与盲从。霍梅尼掌权后的决绝清算，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漠视，更是对政治文明的公然亵渎。 而伊朗如今面临的种种困局，追根溯源，正是源于1979年那道处决令。它斩断的不只是帕克拉万的性命，更是一个国家走向民主与包容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