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与鲁迅分别15年的闰土病逝，终年57岁。临终前，闰土抱憾道：如果不是为了你们五个孩子，我早跟着迅哥儿去北京享福了。没想到20年后，闰土的孙子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这才改变了家族贫苦的命运轨迹。 他出生在1879年的一个“闰三月”算命的先生皱眉说这孩子命里五行缺水，父亲章福庆便给取名“闰水”盼着这一点水气能让他这辈子顺顺当当，章福庆有一双巧手，除了伺弄自家那几亩薄田，还在绍兴城里那个祖辈做官的周家有一份固定的短工差事。 那时候的少爷周树人，还没看过高墙外的天空，而戴着银项圈的闰水，心里装的是整片海边的贝壳和雪地里的鸟雀，可惜那一个月短暂得像个谎言，两个少年的那一层纸很快被捅破，闰水教会了少爷怎么在瓜田里刺猹，少爷教会了他在纸上认些个简单的字。 可等到“忙月”一过，章福庆就把意犹未尽的儿子领回了杜浦村，这一别，日子就像两条疯狗，把两个少年拖向了完全两极的世界，周家后来塌了，祖父入狱，父亲病逝，少爷远走异国；而章家这边也没好到哪去，顶梁柱章福庆早早积劳成疾走了。 那一年闰水刚把肩膀练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得接过那六亩靠天吃饭的薄地，他没什么选择，结婚，生娃，一个个小生命呱呱坠地，到了最后活下来五个男丁，在乡下这本该是多子多福的喜事，但在那个除了苛捐杂税什么都缺的年代。 这五个张大的嘴巴，直接把他锁死在了泥地里，再见面已经是1919年，那场令无数读者心碎的重逢里，章闰水的脊梁已经被这二十七年的风霜压断了，周树人回乡变卖老宅，特意叫来了儿时伙伴。 原本设想的寒暄并没有发生，章闰水那一身破毡帽薄棉衣裹着的，不是当年的英气，而是一具被生活抽干了灵魂的躯壳，他瑟缩着，张口喊出的那一声“老爷”像一道冰冷的铁闸，瞬间把两人的童年情分拦腰斩断。 周树人想不通，他试探着问能不能一起去北京，那是他能想到拉一把旧友的唯一方式，可章闰水连头都不敢抬，拒绝得干脆又无奈，哪里走得掉，地里的庄稼离不开人，家里那五个半大的小子得吃饭，还有年迈的老母亲。 他不是不想走，是被贫穷这根绳子捆得死死的，最后分别时，他只拿了些这一趟帮工得来的旧家具和几件碗碟，也没要多少现钱，或许在他那朴素的观念里，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件比去北京那个遥远的梦更实在。 这一转身，就是万劫不复，离了周家的帮衬，章闰水的日子急转直下，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老天爷像是要把绍兴的这块地皮榨干，先是1930年的大水，章闰水不得不把家里能当的都当了，换回那一丁点发霉的谷子。 紧接着1933年的大旱，河底见干，井水枯竭，那些债主们可不管天灾，堵着门要债，逼得章闰水不得不把自己视若性命的最后几亩地给卖了，彻底沦为了看别人脸色吃饭的佃农，身子骨就是这时候垮的。 起初是背上长了个小疙瘩，那是常年累月负重劳作磨出来的，他没当回事，庄稼人哪里没个疼灾病痛，随便抓了点草药糊上，还得赶着下地干活，可那肿块像是生了根，越长越大，直到溃烂流脓，成了郎中口里要命的“恶疮”。 1934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惨淡，旱情还没缓解，章闰水的背已经烂得直不起腰，他在地里疼得打滚，那是真疼啊，疼到连锄头都握不住，抬回家后，看着围在床前的五个儿子，这个被苦难嚼了一辈子的汉子。 终于吐出了最后一句真心话：“要不是为了你们五个，我早跟迅哥儿去北京享福了”这一年，他才57岁，就在他死后两年，那个想带他走的“迅哥儿”，也在上海闭上了眼，但这出悲剧没因为章闰水的死就落幕。 他的大儿子章启生，完全复制了父亲的命运轨迹，在那几亩贫瘠的土地上死磕，最后为了换几口粮食，连家里祭祀用的烛台都卖了，年纪轻轻就劳累过度，撒手人寰，扔下了一家孤儿寡母。 那个叫章贵的小孙子，更是只能寄养在亲戚家，为了口饭吃，整日跟在牛屁股后面转，眼看就要把祖辈那“做牛做马”的轮回再走一遍，谁能想到，这死局最后是在1954年破的。 那年头，绍兴要筹建鲁迅纪念馆，为了还原大先生的生平，工作人员在乡下一路打听，竟找到了闰水的后人，彼时的章贵二十出头，大字不识一个，就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可馆方看中了他那股子实在劲儿和这层特殊的血缘关系，给他发了张招工表。 从最不起眼的杂务工干起，这个只拿过放牛鞭的手，开始捧起了书本，这恐怕是章闰水做梦都不敢想的翻身仗，白天，章贵在纪念馆里做收发、搞卫生，晚上他就着灯光硬啃那些对他来说如天书般的文字，读鲁迅的书，读祖父的故事。 信息来源：绍兴网——章贵：从文盲到学者，只因我的祖父是“闰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