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杨开慧被敌人杀害的时候，还留有一口气，如果能够得到及时救治，她本可以活下来，但她最终还是因为一个农民，断送了性命。 1930年11月14日，在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第一轮行刑的枪声已经平息，按照当时的惯例，这算是“任务完成”行刑队的大兵们像往常一样，收起冒烟的枪管，说说笑笑地撤回司禁湾吃午饭。 就在众人推杯换盏、咀嚼饭菜的当口，一名留在刑场的卫兵跌跌撞撞地跑回来汇报：“那个女人还没死，身子还在动”这个消息让当时的监斩官晏国务心里咯噔一下，要是这事儿没办利索，上面的“清乡”司令何键怪罪下来可吃不消。 于是，正在扒饭的士兵姚楚忠接到了那个死命令——带两班人回去，补火，当姚楚忠重返那个荒草丛生的刑场时，眼前的景象足以让铁石心肠的人都战栗，倒在血泊中的杨开慧还没有断气，极度的痛苦激发出人类最本能的求生欲，她的两只手死死地抠进冰冷的泥土里。 那股劲儿大到身下的地皮都被生生挖出了两个土坑，她的指甲缝里嵌满了血泥，甚至因为剧痛而在草地上痛苦翻滚，嘴里塞满了乱草和沙砾，面对这样一个已经在生死线上痛苦挣扎、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姚楚忠没有半分迟疑，更没有一丝作为人的恻隐。 他举起冰冷的枪口，对准还在抽搐的杨开慧，近距离扣动了扳机，这一枪，彻底切断了生机，也把这个残忍的秘密封进了他的肚子，让他像个隐形人一样苟活到了七十年代，而当时远在几百里外指挥反“围剿”的毛泽东，只收到了爱妻牺牲的噩耗。 寄回30块银元修墓立碑时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却并不知晓这“补枪”背后的惨烈，其实，要是杨开慧肯稍微低一下头，这悲剧本可以避免，就在她被押上那辆本该运稻谷、此时却装这这一家老小的独轮“鸡公车”之前，抓捕她的过程并非那种真刀真枪的硬碰硬。 反而透着一股卑鄙的算计，早在那个10月24日，也就是毛岸英8岁生日的当口，一个叫余连珊的密探就嗅着味儿来了，这家伙不穿军装，偏要把自己打扮成卖陶罐的小贩，天天在板仓家门口转悠，哪怕何键为了抓她开出了1000块大洋的赏格。 这帮人也只敢趁着杨开慧回老家探视的空档，纠集了60多个“清乡”队员蜂拥而上，这一进监狱，那是真真的阎王殿，男女犯人像牲口一样挤在一间潮湿阴暗的牢房里，可就在这连空气都泛着酸臭味的地方，据《晚晚报》的探访员回忆，杨开慧反倒成了一个“异类”。 她还是穿着那身浅蓝色的竹布长衫，脚踩青布鞋，脸上非但没有一点被抓的慌乱，反而透着一股让人不敢直视的严肃与镇静，要知道，杨开慧这桩案子，其实是有惊无险的“生路”可走的。她虽然被抓了，但她父亲杨昌济当年的名望还在。 她七舅早就连夜安排人奔赴南京，搬动了章士钊、蔡元培这些泰斗级的人物出面捞人，南京那边的联名信分量极重，压力顺着电报线传到长沙，何键也不得不掂量掂量，甚至收到了“缓刑”的指示。 在狱中，连后来叛变的任卓宣都看清了局势，给何键出馊主意：杀人不如诛心，逼杨开慧“自首”比杀了她更有政治油水，于是，一张荒谬又诱人的“免死牌”递到了审讯桌上：只要杨开慧公开发个声明，宣布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牢门立刻大开。 她可以马上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回老家过安生日子，这是一道极其露骨的选择题，一边是生的诱惑，是作为母亲对孩子天然的牵挂，另一边是必死的结局，但杨开慧心里的算盘打得比谁都清，所谓的“脱离关系”表面是家务事。 实则是要她把过去十年提着脑袋干革命、在那把油纸伞下藏文件、在长沙街巷里传递情报的信仰，统统踩在脚下，她对那些劝降的人只回了一句硬邦邦的话：“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她哪里是在选老公，分明是在选那条哪怕流血也要走到底的道。 这种深入骨髓的硬气，直到半个世纪后人们修缮她在板仓的故居时，才找到了更直观的物证，1982年，工人们在斑驳的墙缝里，意外抠出了一叠藏了52年的手稿，其中有一封没寄出去的信，是写给堂弟杨开明的。 泛黄的纸张上字迹清秀却力透纸背：“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这些字字句句，把一个真实的杨开慧推到了世人面前，她从来不是那种被时代大浪裹挟着不得不死的弱者。 而是一个甚至在面对死亡时还能和“死神”对视的战士，当1957年毛泽东在给李淑一的《蝶恋花》里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时，章士钊老爷子曾不解地问，女子那个“娇”多美，何必换成这个狂傲的“骄”。 毛泽东的回答直到今天都振聋发聩：女子为了革命把命都搭进去了，这份骨气，怎么能不值得骄傲，那个在寒风中被抓捕的身影，那个在满嘴泥沙的剧痛中也不曾求饶的灵魂，那个把活路当诱饵踢开的女性，用她年轻的生命给“信仰”二字做了最昂贵的注解。 信息来源：杨开慧就义:暴尸三日枪决未死下午又补一枪——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