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新婚后不久，才女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与表嫂约会，她隐忍不发，接连生下5个孩子，一次，她向丈夫要钱买米，丈夫甩了她一耳光：“你也是知识分子，干嘛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 1942年，李家宅院的一声脆响，与其说是耳光，不如说是一枚终于落地的硬币，彻底结清了苏青十年婚姻的这笔烂账，站在丈夫李钦后面前的苏青，此时脸上火辣辣的疼，耳边回荡的是一句足以把人自尊剥皮拆骨的嘲讽：“你也是知识分子，要钱，不会自己去赚么”。 就这一句话，像一把尖刀，挑破了脓包，此时她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是为了一升米都要看婆家脸色的讨饭婆，更是被视为只会生女儿的“生育机器”但这记耳光，怪诞地激活了她体内沉睡已久的那个名字，冯和仪。 那是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的高材生，是那个还没被逼着退学、还没在这个发霉的婚姻里烂掉的天之骄女，那一刻她没哭，既然男人说知识分子可以卖字换钱，那她就把这满地鸡毛的日子，这一缸见底的米，这十年的屈辱，统统变现。 苏青的觉醒，不是因为爱尽了，而是因为生存的铜板都没了，这还得往回看这桩荒唐的结合，当初这场婚姻本身就是一场不对等的“期权交易”1933年，宁波的冯家败落，父亲早逝留下一屁股债。 1934年的婚礼曾轰动一时，新人坐着豪车，在国际饭店摆酒，报纸头条登着喜讯，然而繁华的泡沫一戳就破，契约精神在李钦后那里根本不存在，婚后没多久，为了那该死的控制欲，他强行逼迫妻子从国立中央大学退学。 曾经的文学梦被锁进了柴米油盐的黑匣子，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生育指标，整整十年，她连生四胎都是女儿，婆婆那句“李家的罪人”像魔咒一样挂在嘴边，这还没完，李钦后不仅家暴、冷暴力，甚至公然把守寡的表嫂领回家，当着苏青的面两人合唱《风流寡妇》。 那种靡靡之音里的暧昧与挑衅，比拳头打在身上还让人作呕，等到终于拼出个第五胎儿子时，这个家对她的这点好脸色，也不过是因为她是儿子的容器罢了，既然尊严换不来饭吃，那就用隐私换，被逼到墙角的苏青，反手把这扇关了十年的房门拆了，向全世界展览。 她在昏暗的灯下开始写，第一篇小说《产女》就赤裸裸地写女人生孩子的痛，写生不出儿子的罪，但这只是前菜，紧接着她在《风雨谈》上连载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她不但没给丈夫留面子，甚至没给自己留底裤。她那种笔法不叫创作，叫尸检。 她把自己婚姻这具已经腐烂的尸体抬上解剖台，刀刀见血，她写经济的困窘，写婆媳的算计，甚至毫不避讳地写夫妻生活的龃龉，写男人那种“有欲无爱”、把妻子当成“一团死肉”的嫌恶眼神，这种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的“露骨”在上海滩炸开了锅。 人们骂她低俗，却又忍不住要去买，因为她撕开了千百年来遮盖在旧式婚姻上的遮羞布，无数在婚姻里同样忍气吞声的女性，在她的文字里看到了那个想要嘶吼的自己，这本“婚姻尸检报告”疯狂重印了36次。 1944年，揣着稿费，有了底气的苏青终于干了那件早就该干的事，离婚，她带着四个女儿净身出户，靠着一支笔杆子硬是在上海滩杀出一条血路，这时候的苏青，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等着丈夫施舍米钱的主妇。 她办起了《天地》杂志，约稿、校对、发行一人包揽，为了在这乱世里养活一大家子，她不得不变得长袖善舞，她甚至不得不周旋于陈公博等汪伪政府高官之间，为此背负了洗不清的骂名，也曾和胡兰成有过一段短暂的交集。 但在看透这个男人的自私后，她也没客气，一句“劝你打些盖世维雄补针再来”把对方讽刺得体无完肤，离婚后的日子并不比婚内轻松，讽刺的是，她后来甚至还要接济那个当初给她一耳光、如今却穷困潦倒的前夫。 生活的泥潭从未真正放过她，但她始终昂着头，写饮食男女，写都市欲望，把日子嚼碎了咽下去，再吐出带刺的文字，随着旧时代的落幕，苏青的那股子泼辣劲儿也没了用武之地，解放后，她努力想把自己的笔头改得“合时宜”。 去剧团写《宝玉与黛玉》、写《司马迁》，试图切断那个属于“苏青”的过去，晚年的她，凄凉得让人心惊，她和小女儿挤在十几平米的小屋里，贫病交加，那时候，再也没人记得她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畅销书女王。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这位曾经靠卖文养活全家的传奇女子，甚至想再看一眼那本让她名声大噪、也让她毁誉参半的《结婚十年》都成了奢望，跑遍了图书馆和书店，竟是一本也找不到了。 信息来源：中国作家网《苏青：事无不可对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