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一场滑倒，让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顶梁柱轰然倒下。2023年1月的最后一天，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的王先生，在家中清理垃圾时失去平衡，再也没能自己站起来。 妻子潘女士的一通120电话，将丈夫送进了包头市中心医院。CT诊断报告单上的“右侧基底节区血肿”字样，连同高血压、糖尿病的基础病史，让神经外科曾医生给出了紧急手术的建议。 “不做手术就有生命危险。”潘女士回忆起当时医生的话，依旧能感受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焦急。在这份焦急的驱动下，她毫不犹豫地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从上午11时进入手术室，到深夜10时被推出送往ICU，王先生的手术耗时近11个小时。这段时间里，家属的等待中还穿插着一个意外的签字环节——下午5时，医生突然告知，患者左脑有鼓包需要探查。 术后第三天，王先生摘掉呼吸机被推去拍片的瞬间，潘女士的心彻底沉了下去。丈夫的头部左右两侧，都缠着厚厚的纱布，这与她认知中“右侧脑出血只需开右侧颅骨”的常识完全相悖。 医生给出的“左侧只是探查”的解释，并没有打消潘女士的疑虑。一份由曾医生签名、落款为2023年2月17日的“手术过程”文件，最终证实了家属的猜测。 文件里的文字，每一句都像尖刀一样刺向潘女士。医生在麻醉成功后，先对左侧额颞顶部进行开颅操作，清除少量血肿后才发现失误，随后将骨瓣复位固定，又重新对右侧进行了标准的开颅血肿清除手术。 事发后的一段时间里，医院的态度曾让家属看到过希望。院方不仅承认了手术失误，还承诺全力救治，医疗费用、护工费用甚至患者的饮食和护理用品，都由医院先行垫付。 王先生在ICU一住就是80多天，护工也从最初的1人增加到2人，病情好转后又恢复为1人照料。这些由医院承担的费用，曾是这个困境家庭的一丝微光。 潘女士的家庭，本就经不起任何风浪。2021年，她被查出患有重病，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全家的生活开销，全靠王先生开货车跑运输维持。 那辆属于自家的大货车，常年往返于陕西榆林和内蒙古之间，王先生的每一趟运输，都承载着整个家庭的生计。手术意外的发生，不仅让他失去了劳动能力，也掐断了家庭的全部经济来源。 走投无路的家属曾咨询律师，核算出包括伤残赔偿金、20年护理费、误工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内的300万元赔偿诉求。潘女士坦言，自己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和金钱去打官司，只希望能通过调解解决问题。 但医院给出的回应，却是让家属去起诉。这一回应，让原本就陷入绝境的家庭，又多了一层无形的压力。时间一晃近3年过去，王先生至今仍在包头市中心医院接受康复治疗。 让潘女士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持续近3年的纠纷，会以医院起诉的方式迎来新的转折。2025年12月底，包头市中心医院向包头市东河区法院提起诉讼，追讨王先生欠下的160余万元医药费。 这家集医疗、教学、科研等功能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曾在书面回复中向潘女士表达过遗憾与歉意，还专门成立了患者救治领导小组和专家组。如今的起诉行为，让家属难以接受。 记者多次尝试联系涉事的曾医生，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医院相关科室人士证实，曾医生确实存在手术失误，事发后已经离岗，但其具体去向无人知晓。 潘女士则透露了一个让她更为无奈的消息：曾医生目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他们一家人根本无法联系上这位关键的涉事医生。 作为医疗监管部门，包头市卫健委医政科的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了曾医生开错头颅的情况属实。该工作人员表示，事发后已经对涉事医院进行了处罚，针对双方的纠纷，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一边是躺在病床上需要持续康复的丈夫，一边是医院追讨160余万元医药费的起诉，潘女士的生活，被这场医疗意外拖入了无尽的深渊。对于她而言，司法途径的门槛，远比想象中要高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