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村有个人，哈工大研究生毕业，去了美国，成了美国人。他家有父母哥嫂，开始那几年，

我村有个人，哈工大研究生毕业，去了美国，成了美国人。他家有父母哥嫂，开始那几年，父母哥嫂，自豪的不得了，到外宣传，逢人就讲，我儿去了美国。我弟成了美国人。 村口老槐树的影子刚爬到石磨盘上，我婶就端着板凳往树下挪，手里蒲扇摇得比平时快三分。 我叔蹲在磨盘边，摸出烟袋却没点，眼睛望着村东头那条土路——那是三十年前，他儿子背着帆布包去县城上高中的路。 “俺家老三，哈工大的研究生！”婶子的声音裹着风，吹到路过的二奶奶耳朵里，“现在啊，在美国！成美国人了！” 哥嫂从地里回来，扁担还没放下，就有人凑过来问：“大强，你弟真成美国人啦？” 我哥把扁担往墙上一靠，嘿嘿笑，露出两排被太阳晒得发黄的牙：“可不是咋的，前儿来信说，入籍手续都办利索了，以后就是美国公民！” 那几年，我婶的蒲扇上总沾着点炒瓜子的香——谁家来串门，她就抓一把塞人手里，话匣子跟着打开：“他小时候就聪明，五岁能背乘法表，十岁那年夏天，趴在炕桌上算题，汗珠子滴在草稿纸上，洇开一小片蓝。” 我叔终于把烟点上，猛吸一口，烟圈慢悠悠飘向天上：“那会儿穷，供他读书不易，他哥辍学打工，他嫂子把陪嫁的银镯子都当了——现在好了，熬出头了！” 赶集的日子最热闹，我哥推着独轮车卖白菜，旁边总围一圈人：“大强，美国是啥样？高楼比咱村的树还密？” 我哥停下手里的秤杆，想了想说：“听老三说，街上跑的车都没声儿，晚上跟白天一样亮——他还寄了照片，穿西装打领带，站在一个大铁架子下头，说是自由女神像。” 有回村西头的老光棍打趣：“成了美国人，还认咱这穷爹妈不？” 我婶的蒲扇“啪”地拍在腿上，脸一下子红了：“咋不认？上个月还寄钱回来呢！比他哥一年挣得都多！” 可那天晚上，我起夜路过叔婶家，听见婶子小声哭：“他说美国好，可咱村的星星，他小时候最爱数了……” 叔没说话，只把婶子手里的蒲扇接过来，一下一下，扇得比白天轻。 村里人都说老两口是“崇洋”，是炫耀——可谁见过我婶把儿子的奖状一张张裱起来，贴在炕头墙上，每天睡前摸一遍？谁见过我哥把弟弟寄来的信，读给不识字的爹妈听时，声音里带着颤？ 那点“自豪”，哪是啥“崇洋”？不过是庄稼人看着自己种的麦子，从青苗长到金黄，打了满仓的粮；是爹妈想起孩子啃着干馍馍在煤油灯下读书的夜，终于有了个能说出口的“结果”。 后来，信渐渐少了，电话也多是哥嫂打过去，说不上三句就挂——“时差，他那边是半夜。”叔婶总这样跟人解释。 但老槐树底下，婶子的蒲扇还是摇着，只是话少了，偶尔有人再问起“美国的儿子”，她就指指天上的云：“飘得远了，就由着他飘吧。” 秋风起时，老槐树叶落了一地，我婶捡了片最大的，夹在那本泛黄的相册里——相册第一页，是她儿子十岁那年的照片，穿着打补丁的褂子，站在老槐树下，笑得露出豁牙。 现在，那豁牙的笑，和纽约街景里的西装革履，隔着一页薄薄的槐树叶，在相册里挨得紧紧的。 你说，他们到底在自豪啥？ 或许不是“美国人”这三个字，是那个从泥地里爬起来，一步步走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的孩子——他过得好，就是他们这辈子，最实在的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