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这句话背后，是汤飞凡憋了十几年的家国执念。1897年生于湖南醴陵的他，早早就看着同胞被“东亚病夫”的标签压得喘不过气，湘雅医学院的博士学位、哈佛大学的深造经历，没让他沉迷海外的优渥生活。 1929年他毅然回国，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中国人的健康，得靠自己守护。 抗战爆发后，他带着团队在昆明白手起家重建中央防疫处，可青霉素的封锁，让前线伤兵的哀嚎和后方百姓的疾苦，成了他夜里睡不着的心病。 西方只公开青霉素的存在，却对菌种分离、提纯工艺守口如瓶，连核心设备都严禁出口。汤飞凡没空想难不难，他拉着朱既明、黄有为两位助手，发动全处人到处找霉菌——旧衣服的霉斑、发霉的水果、甚至街坊邻居家的霉豆腐，都成了他们的研究对象。 实验室里只有简陋的玻璃器皿，恒温箱是用木板和棉花自制的，为了守住24度的适宜温度，有人轮流守在旁边，夜里裹着薄毯不敢合眼。 菌种难找，高产的点青霉更是难如登天。试了三四十种样本，要么没有抑菌效果，要么产量低得可怜，有个年轻助手蹲在地上红了眼圈，笔都快攥断了。 汤飞凡没说漂亮话，只是把笔塞回他手里，指着门外：“前线的人还在等，咱们不能停。”直到某天，有人从一只旧皮鞋的霉斑里刮下样本，培养皿里终于出现了清晰的抑菌圈，整个实验室的人都疯了，抱着培养皿像抱着救命符，黑板上的“菌种”二字被划了重重的双线，粉笔尖都断了。 李约瑟被这份执着打动，寄来一本翻得起毛的手册和几只密封烧瓶，页角的批注成了他们重要的参考。可提取环节又给了他们当头一棒，青霉“娇气”得很，需要充足氧气才能在液面生长，他们只好用扁玻璃瓶和大底三角瓶一排排摆开，反复调试培养基，最后加入云南的玉米汁和棕色蔗糖，才算把产量提了上来。 1943年，汤飞凡远赴印度带回10株优质菌株，樊庆笙也从美国归来加入团队，经过对比筛选，他们终于培育出高纯度菌株，用化学方法纯化浓缩后，每毫升浓度达到2万至5万牛津单位，和美国同类产品不相上下。 最棘手的是储存问题，液体青霉素极易挥发，国外用化学干燥机制成固体，可昆明根本找不到这种设备。汤飞凡咬咬牙，决定自己设计制造，那些日子他吃住都在机房，妻子送饭时常常看到他眼里布满血丝，双手沾满油污。 功夫不负有心人，自制干燥机成功运转，每瓶装2万单位的固体青霉素终于试制成功，这一年是1944年，距离西方实现量产仅晚了三年。 当时进口青霉素被炒到一根金条一盒，无数家庭倾家荡产也难买一支救命药。汤飞凡却定下规矩：一元一支，优先供应抗日军民，穷苦百姓实在拿不出钱，直接免费送。 有人找上门想高价收购转卖，被他严词拒绝：“这药是用来救命的，不是用来发财的。”他亲自押车把药品送到前线，野战医院里，一名腿部化脓的小战士注射后三天，红肿消退就能坐起来，卫生兵握着玻璃管的手都在发抖，眼里满是激动的泪水。 这位打破西方垄断的科学家，早已用一生践行着“医心救国”的誓言。抗战期间，他带领团队生产的疫苗和血清，不仅供给全国军民，还支援了太平洋战区的英美盟军。 他放弃海外优渥待遇，拒绝商业利益诱惑，在缺设备、缺材料、缺资金的绝境中，硬生生为中国开辟出抗生素研究的道路。 西方将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本质上是把生命当成了博弈的筹码，他们无视中国军民的苦难，用技术封锁彰显霸权。 而汤飞凡的反抗，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突破，而是一个民族在绝境中不愿低头的骨气。他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科学家，从来都把家国大义放在首位，把民众疾苦记在心上。 如今药房里的青霉素早已随处可见，我们或许很难想象八十多年前，一支国产青霉素背后凝聚着多少人的心血与坚守。汤飞凡用行动告诉我们，核心技术买不来、求不来，唯有自主创新，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那些在艰苦岁月里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为人熟知，但他们的功绩，早已刻进民族复兴的史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一生一世
不知道，我只知道吴亦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