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范是毛主席的表哥，他们俩是姨表亲戚，也就是说王季范的母亲和毛主席的母亲是亲姊妹。王季范比毛主席年长9岁，毛主席叫王季范为九哥。 这个“九哥”，不是别人，正是一八八五年出生的湘乡人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长他九岁，从小管他叫“润之”。 两家是亲姊妹，缘分从湘乡唐家圫外婆家那口灶台边算起。 少年王季范在萧竹轩门下读经史，后来考进长沙优级师范，接触新学和维新思潮，在乡里算是最早“见过世面”的那一拨。小毛泽东一去外婆家，就喜欢挨着这个表哥，看他抄书、听他讲外面的事。 长辈嘴里“三句不离九哥”，说读书就该像他那样，毛泽东心里也就有了标杆。 一九一零前后，毛泽东提出要上新学堂，父亲毛贻昌舍不得那笔钱，家里气氛变得紧绷。 王季范专门从长沙赶回湘乡，一边给姨夫讲时局，一边劝他别把儿子的路堵死，干脆从家里掏出大洋一百元，帮着扛起东山小学、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学费，还从长沙寄来康有为的《大同书》。 毛泽东在书页边写满批语，这几年从闭塞的韶山迈进新式学堂，他后来一直说是人生的一道坎，而九哥正好站在坎边推了他一把。 一九一一年，王季范毕业后到湘乡驻省中学任教。 毛泽东想到省城深造，囊中羞涩，只能再找表哥想办法。 报名费、书本费都拿不出手，王季范给学校写欠据，答应从自己薪水里分期扣，还从狭窄的住房里腾出一间给毛泽东住，那张像样的书桌，也先留给表弟。 年轻人在灯下写作业、做文章，九哥在一旁批卷子，两盏灯照着一前一后两代人。 一九一四年，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和省立第四师范合并成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毛泽东转入一师，王季范受聘任教，并兼任学监。课堂上他讲经史子集，课下领着毛泽东读《资治通鉴》《曾国藩家书》，新写的文言文和诗词，总要先送到九哥案头。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当选学友会总务，办起工人夜学，先去听九哥搞的“平民教育”课堂，学怎么跟工人说话，那所夜学很快成了“改造社会”的小讲堂。 从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办文化书社和各种学会，又发动自治和助工俭学运动，表面是年轻人闹腾，背后少不了九哥托底。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在湖南搞学生、工人、农民运动，多次被通缉。 一九二五年八月，他带病回韶山搞农运，被军阀赵恒惕围捕，连夜被护送到长沙，直奔王季范家。几套换洗衣服、一笔盘缠，再加上一句“帮忙捎信给杨开慧，让她带着岸英、岸青去广州”，九哥一一接下。 王季范马上把他转移到乐古道巷颜子庙里的女子职业学校，由湘乡籍教师照看。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化装成商人，在同志护送下，经株洲、衡阳一路南下，去了广州。 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前，两人在长沙再次碰头，毛泽东只说要“出一趟远门”，匆匆告别。 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 新中国成立后，久别的表兄弟终于在北京重逢。 一九五零年九月，王季范进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进中南海丰泽园看望毛泽东。二十三年未见，两人握着手站在院子里，都有些说不出话来。 国庆前夕，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招待湖南乡亲，拉着这位面容清癯的老人向女儿李敏、李讷和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自己的九哥，青年时候帮了他大忙，“没有他，就没有我”。 国庆那天，他请九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国庆观礼。 牺牲的账，两人也算得很清。 一九五零年，毛泽东亲口告诉王季范，王德恒已经为革命牺牲，他自己心里过不去。 王季范反过来劝他，提到杨开慧牺牲，提到泽民、泽覃战死，又想到岸英奔赴朝鲜前线，谁付出的代价更重，他心里有数。毛泽东说德恒是个好伢子，也是父亲教得好，人民不会忘，他本人也不会忘，叮嘱九哥照顾好孙辈，有难处就直接找他，一家人不必见外。 之后王季范迁到北京宣武门一带胡同。 毛泽东常让秘书、子女去探望，有湖南乡亲来京，他也喜欢把九哥叫到桌旁。 中央人民政府把他当老教育家安排在政务院参事室，后来又任湖南行政学院副院长、湖南省文史馆馆员，并连续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一边参政议政，一边替群众跑调研。 对湖南教育，他一直放不下心。老教育家落实政策，他帮着奔走；省立第一师范重修、湘潭大学筹建、东山学校扩建，他到处反映情况、帮忙筹资。 年纪大了也不肯闲着，经常往基层跑。一九七一年四月，八十七岁的他在家人陪同下坐火车回韶山，会见三十多位年逾古稀的故旧，说这趟回来，“既是自己的心愿，也是毛主席的安排”。 一九七二年七月，王季范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八岁，全国政协礼堂为他举行追悼会，周恩来、郭沫若等领导和知名人士到场。 毛泽东得知噩耗时，已是年近八旬，童年在唐家圫的油灯、长沙一师的夜课、乐古道巷那次藏身、天安门城楼并肩而立的身影，一起涌上心头。 他让工作人员扎好花圈，在白色飘带上写下那九个字：“九哥千古 毛泽东敬挽”，这一声九哥，从湘乡的山路，一直叫到了共和国的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