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李政道回国参加母亲张明璋的葬礼，这是哥哥李崇道来机场接他时，一张罕见的合影，从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兄弟俩经历了丧母之痛，神情肃穆，李崇道的手臂上还缠着黑纱。 照片里没有鲜花也没有笑容，只有两个男人压抑着的悲伤，仿佛能听到快门按下时空气里的叹息声。 这张老照片藏着的故事，比诺奖证书上的文字更让人心里沉甸甸的。 张明璋教孩子有套特别的办法。 1938年，15岁的李政道要独自去昆明考西南联大，她没塞钱也没找关系，只往儿子包里塞了双布鞋。 那时从上海到昆明要绕越南，火车汽车换着坐，这双鞋后来磨穿了底。 我觉得这种放手不是不管，而是给孩子独立面对世界的勇气。 西南联大当年录取率不到5%，李政道凭着这股韧劲考上了物理系，吴大猷后来评价他"解题像猎豹追羚羊"，这股劲或许就来自母亲那句"路是脚走出来的"。 1950年代的台北，李崇道因为收留朋友被当成"匪谍"抓进监狱。 张明璋提着篮子天天去警署，篮子里装着给儿子的换洗衣物，其实是给看守塞的茶叶和点心。 特务监视她的那几年，她买菜都要绕三条街，怕连累邻居。 有次半夜门被敲得震天响，她愣是坐在藤椅上没动，直到天亮特务走了才发现手心全是汗。 这个平时说话轻声细语的女人，为了孩子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1957年诺奖消息传到台北那天，监视的特务突然撤走了。 邻居说看到张明璋站在巷口哭，手里攥着那张印着儿子名字的报纸，边角都捏烂了。 那时台湾当局对国际名人特别在意，生怕闹出外交风波。 李政道后来每次去台湾开会，都会提前买好母亲爱吃的凤梨酥，坐在老藤椅上听她讲街坊邻居的事，一坐就是一下午。 这种从提心吊胆到岁月静好的转变，全藏在那些寻常的午后时光里。 母亲去世后，李政道捧着骨灰盒回了苏州。 他选的凤凰山公墓能看见太湖，和母亲年轻时住过的巷子方向一致。 1983年《苏州日报》还报道过这事，说他在墓前站了很久，墓碑上只刻了"母亲张明璋之墓"七个字。 这个在国际舞台上能和爱因斯坦辩论的物理学家，面对母亲的墓碑，只是个完成了心愿的儿子。 现在去苏州大学，还能看到李政道捐建的物理实验室。 他晚年常跟学生讲起母亲教他的道理"做学问和做人一样，要像竹子，根扎得深才能长得高。 "那些年他推动的CUSPEA项目，让几百个中国学生去了美国顶尖大学，录取通知书上都印着中文，这或许就是对母亲最好的告慰。 照片里李崇道手臂上的黑纱后来被李政道收进了抽屉。 每次整理母亲遗物，他都会拿出来看看，纱上的褶皱里，藏着一个母亲用坚韧撑起的家，也藏着一个科学家最柔软的牵挂。 这种把个人命运和家庭、故土紧紧连在一起的情感，或许比任何物理定律都更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