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长得像中国人，印度男青年在街头被围殴打死。近日，多家印媒都在关注，印度24岁的年轻人安杰尔·查克马之死。据悉，查克马来自东北邦，死前正在北阿坎德邦首府德拉敦的某私立大学，就读MBA。 12月9日晚，他与弟弟一同外出采购杂货，结果被6名醉酒的男子拦住。那些醉酒男子用“中国菜”“Chinky”（小眼睛）的辱骂开场。而当查克马试图解释自己来自特里普拉邦，换来的是棍棒与刀刃。 监控里，他蜷缩在血泊中的身影像片被揉皱的纸，周围是冷漠的围观者。警方最初称这是“小孩子冲突”，直到他身为边防警察的父亲跪诉求助，案件才被定性为“涉嫌种族歧视”。 特里普拉邦的原住民从未想过，自己的长相会成为原罪。这些世代生活在印缅边境的族群，有着典型的东亚面部特征：窄脸、单眼皮、高颧骨。 1947年印度独立时，他们占邦人口八成，如今被挤压至不足三成。 过去七十年，印度政府推行“印度教同化政策”，鼓励孟加拉移民迁入，东北部的语言、服饰、习俗被系统性边缘化。 当查克马们穿上西装、说着印地语、甚至在加勒万河谷为印度流血时，主流社会仍用“外族”的眼光打量他们——因为那张脸，天生就是“非我族类”的罪证。 这种歧视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个毛孔。德里的房东拒绝租房子给东北邦学生，孟买的餐馆菜单上，“Momo”（藏式饺子）被标注为“中国点心”，班加罗尔的地铁里，年轻女孩因“长得像中国人”被吐口水。 2020年疫情期间，仅加尔各答就发生460起针对东北族群的袭击，护士们集体辞职抗议，因为“连救死扶伤都要被骂病毒携带者”。 查克马的遭遇，不过是千万个日常羞辱中，最极端的一例。 施暴者的逻辑荒诞却直白：长得像中国人，就是“潜在的敌人”。这种认知混淆，早在2022年以色列就演过悲剧。 印度移民莱辛加海勒，因亚裔面孔被喊着“中国”打死，而他所属的“玛拿西之子”部落，与中国毫无关联。 在印度，这种混淆被官方话语强化。2024年莫迪竞选时，举着“小眼神像”嘲讽“中国制造”，台下狂笑的人群不会想到，这种公开调侃会让“Chinky”成为全国通用的侮辱词。 当上层将外貌差异等同于政治立场，底层的暴力便有了合理化的借口。 更残酷的是，查克马们的“自救”从来无效。他的父亲是边防部队警员，哥哥曾在边境巡逻，家族用两代人的忠诚换取认同，却抵不过一张脸的重量。 这种荒诞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中早有预示：2020年那位与祁发宝团长拉扯的印军上尉曼宁巴，同样来自东北邦，同样长着东亚面孔。 他在前线流血的照片登上报纸，转头就在国内被骂“中国间谍”。国家需要他们当炮灰时，他们是“爱国英雄”；和平时期，他们的脸就是原罪。 印度社会的暴力基因，藏在种姓制度的裂痕里。东北部族群的遭遇，本质是“内部殖民”的延续——雅利安人后裔构建的高种姓体系，从未真正接纳过这片土地的原住民。 当德里的婆罗门认为“东北邦属于印度，但东北人不属于印度”，当法律对“Chinky”侮辱词毫无约束（《种族歧视法案》草案搁置八年），当警察对报案者说“你们本来就该小心”，暴力便成了失控的野火。 查克马事件中，6名施暴者包括尼泊尔移民、曼尼普尔邦青年，这种跨地域的暴力同盟，暴露的正是底层对更底层的欺凌。 因为在种姓金字塔中，东北部族群连“贱民”都不如，是被彻底排除在“印度人”之外的“他者”。 悲剧发生后，印度社交媒体掀起“晒脸运动”——东北邦青年自拍配文：“你看我像中国人吗？那又怎样，我是印度公民。”但照片里的笑容越是灿烂，现实越是刺眼。 德里的律师在电视上辩论，“这是否属于种族歧视”，德拉敦的警察忙着追捕尼泊尔逃犯，而查克马的母亲，还在整理儿子的格子衬衫——那是他出事当天穿的衣服，领口还留着洗不掉的血渍。 这场死亡没有凶手，或者说，凶手是整个系统性的漠视。当一个国家用外貌定义忠诚，用偏见替代法律，用沉默纵容暴力，每个长着“异相”的公民，都是走在悬崖边的查克马。 他的遗言“我们是印度人”，终究没能穿透那张由肤色、血统、权力编织的网，最终化作2025年冬天最刺骨的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