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徐悲鸿猝然离世。几年后，他的妻子廖静文改嫁还生了一个儿子，可是对外她选择隐瞒，一直自称为：“我是徐悲鸿遗霜！” 1957年，也就是徐悲鸿倒在画室后的第四年，一位名叫廖静文的少妇试图从那巨大的阴影中透口气，那年她结识了一位解放军军官，对方三十出头，温和可靠，不嫌弃她拖着两个孩子，反而给予了那时正处于极度精神空虚中的她难得的暖意。 两人结了婚，甚至还有了爱情的结晶，一个男孩，取名廖鸿华，明眼人一看这名字便知，中间那个“鸿”字，依然像楔子一样钉在她的生活里，宣示着另一个男人的在场，这段试图逃离孤独的婚姻最终还是溃败了，仅仅维系了不到五年。 原因很残忍：前夫徐悲鸿即便成了骨灰，在这个家里依然无处不在，家里到处堆着徐悲鸿的画稿，廖静文常常对着一张废稿发呆大半天，她的神情、她的话题、她下意识的参照系，永远停留在1953年以前。 那位军官丈夫实在无法忍受这种“三人行”的窒息感，双方在1962年分道扬镳，自那以后，这段再婚史成了廖静文不愿触碰的伤疤，她在对外的口径中将这段日子彻底折叠，重新把自己锁回了“徐悲鸿遗霜”那个绝对纯粹的身份里，那一带有些寒意与坚硬的“霜”字。 或许不仅指代守节，更像是她自我封印的决绝，这种把自己活成“祭司”的执念，其实早在那场令人震惊的捐赠中就埋下了伏笔，1953年10月，徐悲鸿离世不过月余，身后留下的是满屋子价值连城的遗产。 一千二百多幅亲笔画作、一生搜罗的一千多件唐宋元明清古董字画，还有上万册图书，按照当时的市价，这足以让孤儿寡母几辈子衣食无忧，周遭朋友劝她留一点傍身，毕竟两个孩子还嗷嗷待哺，她自己也才二十八九岁。 但廖静文做的事让人瞠目结舌——她抱着丈夫的两幅遗作，跑到文化部，整整站了四个钟头，硬是一口气把这些身家性命全捐给了国家，甚至包括她在北京的房子。她说这不仅是徐悲鸿的心血，更是民族的血脉，她不能私吞。 年轻时的廖静文或许也没想到，自己这辈子会把那个比她大28岁的男人看得比天还重，把时钟拨回到1942年的桂林，那时候她才19岁，心气极高，原本那是奔着当居里夫人去的化学系高材生，结果阴差阳错去央美筹备处当了个图书管理员。 碰上了正处在人生低谷的徐悲鸿，一个是名满天下却被旧婚姻折磨得心力交瘁的大师，一个是像刚剥壳鸡蛋般清亮的女学生，这出“忘年恋”并不像外界想象得那么风花雪月，为了给这段感情一个名分，徐悲鸿几乎付出了倾家荡产的代价去打离婚官司。 而为了这就是个穷画家的男人，廖静文干脆也不做什么科学家美梦了，这辈子只做两件事：照顾他的身，研磨他的墨，婚后的那七年（1946-1953），两人过得是真穷，也是真乐呵，为了还前妻的债，徐悲鸿画笔没停过，累得高血压、肾病轮番来袭。 廖静文就变卖首饰补贴家用，平日里总穿着丈夫最爱看的那件紫色衣裳，给他研磨最好的墨块，日后徐悲鸿的画作赝品泛滥，廖静文只要扫一眼墨色深浅就能定真伪，那是数千个日夜磨出来的手感。 1953年9月，徐悲鸿因脑溢血猝然长逝，走时眼睛都没闭上，或许是知道留给这棵“小草”的担子实在太重，没了徐悲鸿的日子，廖静文与其说是活着，不如说是在替徐悲鸿“续命”三十多岁的人了，为了能亲自给亡夫写传记，硬是插班考进北大中文系去回炉重造。 徐悲鸿纪念馆成立后，她这个馆长一当就是一辈子，哪怕后来腿脚都不利索了，也要天天去馆里盯着，最让人唏嘘的一幕发生在2007年，当时已经85岁高龄的廖静文，硬是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护送丈夫的画作回到他们当年的定情地贵阳办展。 站在花溪河畔，老太太嘴里念叨着：“徐君已不见，流水仍依依”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她其实一直活在那七年的幻影中，即使是后来有人出天价想买徐悲鸿的一张废画，哪怕是一块发了霉的边角料。 都被她严词拒绝：“那是国家的，不是我的”她晚年最常说的一个愿望，听着让人心碎，如果真有黄泉，见面那天，她要伏在悲鸿胸口大哭一场，把这几十年的思念都哭出来，这哪是什么遗孀，分明是个用一生等待梦醒的痴人。 信息来源：-06/20/c_1115679615.htm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