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一位21岁的女犯人被判处死刑，临行前，狱警问她还有什么想说的，谁知她竟回道：“帮我验身，证明我是处女！” 修莉1970年出生于安徽一个偏远乡村，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父母通过关系将她送到上海学习电器维修技能。她17岁时进入尹怀市经营的维修铺，当学徒期间负责基本零件整理和简单装配。尹怀市作为店主，起初提供技术指导，但很快表现出不当行为。他利用工作机会实施身体接触和言语暗示，修莉面对这些情况选择沉默以保住学业机会。骚扰行为逐步升级，尹怀市通过威胁曝光所谓不当关系来控制她。修莉尝试购买毒药意图结束骚扰，但计划失败导致她的不满情绪进一步积累。她最终针对尹怀市的8岁女儿实施暴力，导致女孩死亡。这起事件迅速进入司法程序，警方收集证据包括工具和现场痕迹。 案发后修莉被捕，她在审讯中承认杀人事实，但坚持强调自身未受侵犯。法院审理过程涉及证人证词和法医鉴定，检察院指控她故意杀人罪成立。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于1991年秋季开庭，判决死刑立即执行。修莉的上诉被驳回，整个过程反映出当时司法对类似动机案件的处理方式。社会上部分舆论开始讨论女性在职场面临的困境，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保障问题。尹怀市作为涉案相关人，其行为在案情曝光后受到公众指责，但未直接追究刑事责任。这起案件成为早期职场骚扰议题的典型例子，促使一些地方关注女性劳动者保护。 修莉的要求在执行前得到监狱方面考虑，法医进行相关检查确认其声明属实。这一步骤虽未改变判决结果，却在社会层面引发对贞洁概念和女性尊严的思考。1991年9月25日，死刑执行标志着案件结束。尹怀市失去女儿后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家庭结构瓦解，他本人出现精神健康问题。社会讨论延伸到农村女孩城市务工的风险，以及师徒关系中的权力不平衡。修莉的背景反映出那个时代贫困家庭子女求生路径的局限性，她的选择虽违法，却源于长期压力积累。案件档案显示，警方调查覆盖了从安徽到上海的多个环节，确保证据链完整。 职场骚扰在1991年尚未形成系统法律框架，女性受害者往往缺乏有效求助渠道。修莉的经历暴露了这一问题，她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本是为改善生活，却陷入更深困境。尹怀市的年龄和地位优势加剧了不平等，类似情况在当时其他行业也存在。案件后，一些媒体报道推动公众意识提升，虽然变革缓慢。修莉的最后要求被视为对自身清白的坚持，在监狱记录中注明检查结果。尹怀市后续生活细节显示，他放弃维修生意，转向低调度日。社会学家后来分析此案，指出它体现了性别权力动态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