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的孩子在干嘛？上学、玩耍，还是跟父母撒娇？可有这么一个13岁的男孩，在1942年干了一件大事：他进了日军司令部，当上了翻译官。周围的人都骂他是“汉奸”，戳着他的脊梁骨。 可谁都没想到，日本投降那天，代表我方去命令日军缴械的，竟然就是他。 一夜之间，“汉奸”的骂名没了，他成了响当当的抗日英雄。 他叫陈敏学。那么问题来了，一个给日军当翻译的孩子，怎么就成了英雄？这事，得从头说起，但没那么简单。 陈敏学是广东深圳人，家里本来开着个小旅店，日子还算过得去。 可1938年，日本人来了，一切都变了。 他家的旅店被炸成废墟，父亲被日军抓走折磨，两个年幼的弟妹，一个饿死，一个冻死，母亲也被强征去当劳工。那年，陈敏学才9岁。 家破人亡，活下去成了唯一的目标。 日本人为了搞“奴化教育”，在占领区办起了日语学校，用“每周三两米、一双布鞋”来引诱孩子们去学日语。 对食不果腹的陈敏学来说，这是活命的机会。 你可能想不到，这孩子在语言上极有天赋，几个月下来，日语就说得比很多日本人都溜。 也正是因为这个“特长”，1942年，年仅13岁的他，被日军特招进了司令部当翻译。 日本人还给他取了个日本名字，叫“铃木三郎”，想把他彻底变成自己人。 在乡亲们眼里，陈敏学就是“铃木三郎”，一个铁杆汉奸。 他穿着日军发的衣服，出入司令部，跟在军官屁股后面，点头哈腰。 大家背地里都恨得牙痒痒，可谁又知道他心里的苦和恨呢？ 说到这儿你可能以为，他是在卧薪尝胆，等待时机。实际上，一开始他只是想活下去，顺便利用身份悄悄帮帮受难的百姓。 比如，他会偷偷给被抓的乡亲通风报信，或者在翻译时故意“翻错”，把大事化小。 他的这些小动作，很快就引起了一支队伍的注意——东江纵队。 这支活跃在南粤大地上的抗日游击队，早就盯上了这个叫“铃木三郎”的少年。 他们发现，这个“小翻译”不简单。 1943年，机会来了。东江纵队的人秘密联系上陈敏学，问他愿不愿意为中国人做事。 这正中陈敏学的下怀，他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从那天起，14岁的“铃木三郎”多了一个秘密身份：东江纵队潜伏在日军心脏的情报员。 他的情报工作，简直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 日军的兵力部署、扫荡计划、后勤路线，这些要命的情报，被他用蝇头小楷写在香烟纸或者薄纸条上，然后藏在各种你想不到的地方。 有时候是塞进咸鱼的肚子里，有时候是藏在肥皂的夹层里，甚至缝在衣领的针脚里。 接头的方式也极其隐秘。有时候，他家门口点了三根香，就是接头人要来的暗号。 有时候，他去街口的药摊抓药，或者找卖豆腐的阿婆买块豆腐，情报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买卖中送了出去。 靠着这些用命换来的情报，东江纵队打了好几次漂亮的伏击战，让日军损失惨重。 有一次，日军审讯一个被捕的游击队员，看他手上全是老茧，就认定他是拿枪的。 陈敏学在旁边翻译，急中生智，辩解说： “报告太君，这个人是个布匠，天天织布，手上才会有老茧。”就这么一句话，救了战友一命。 这样的事，他干了不止一次。他送出去的关键情报有几十条，救下的战友也有数十人。 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日军的行动屡屡失败，傻子也知道内部出了间谍。 怀疑的目光，很快就落到了陈敏学这个“中国通”的身上。 他被关进了宪兵队的审讯室，那地方，进去就得脱层皮。 日本人对他用尽了酷刑，刀子就架在他的脖子上，逼他承认自己是间谍。 少年浑身是伤，却死死咬住牙关，一口咬定自己冤枉。 他说自己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日本人没找到任何实质证据，加上有些军官平时很信任他，最后只能把他放了。 陈敏学从鬼门关走了一遭，但他没有退缩，继续为东江纵队传递情报，直到抗战胜利。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陈敏学作为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的代表，跟着部队去粉岭接受日军警备队的投降。 当他用流利的日语宣读中文告，命令日军放下武器时，对面的日本军官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天天跟在身边的“铃木三郎”，竟然是对手的人。 周围的百姓也全看傻了。直到东江纵队的副队长站出来，大声向群众宣布： “大家不要误会，陈敏学同志是我们的人！这几年，他为我们送出了几十条重要情报，救了几十个同志的命！” 人群中先是寂静，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那一刻，所有的误解、屈辱和骂名，都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