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

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他的“办法”是什么？是中国人的骨气，加上死磕到底的韧劲。 没有恒温箱，他就设计了一个煤油灯加热的木箱，哪怕半夜每隔两小时就要起来调一次灯芯，也要保证温度恒定；没有现成的培养基，他就带着学生们满山遍野找替代品，甚至用煮过的玉米浆来养菌。 但最难的，是菌种。 青霉素这东西，得先找到能产生青霉素的霉菌。汤飞凡从印度带回来的几十株菌种，在昆明的水土里“水土不服”，产药量低得可怜，根本没法用。 那段时间，汤飞凡简直像魔怔了一样。他号召实验室里的所有人，把家里发霉的东西都拿出来。发霉的馒头、长毛的水果、腐烂的树叶……整个实验室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怪味。 转机，往往就藏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1942年的一个午后，实验室搞大扫除。一位研究员从床底下拖出了一双不知放了多久的旧皮鞋。昆明的雨季潮湿，这双皮鞋的鞋面上，长满了绿油油的霉菌，看着让人直犯恶心。 就在大家准备把这双鞋扔出去的时候，汤飞凡冲了过来。他盯着那团绿霉，眼睛里却放出了光。凭着职业的敏感，他觉得这团霉菌“长相不凡”。 “快！取样分离！”汤飞凡一声令下，助手卢锦汉等人立刻动手。 经过漫长的培养、筛选、测试，结果出来了，所有人都惊得合不拢嘴。这双旧皮鞋上的霉菌，产出的青霉素活力极强，竟然是从印度带回来的菌种的几百倍！ 这就是命！天无绝人之路，老天爷都被这群中国科学家的执着感动了，把救命的钥匙藏在了一双旧皮鞋里。 有了菌种，还得提炼。那时候没有电力离心机，没有真空干燥泵。怎么办？ 汤飞凡带着大家，把自己变成了“工匠”。他们用废旧的汽车零件改装设备，用土法进行提纯。李约瑟后来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写道：“虽然缺乏自来水，但他们的工厂保持着高标准的洁净……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1944年9月5日，这是一个值得被载入中国医学史的日子。 第一批国产青霉素，在昆明高峣村的一间简陋实验室里诞生了。一共只有5瓶，每瓶5000单位。虽然数量少得可怜，但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少数几个能独立研制青霉素的国家之一。 但这药到底灵不灵？还得看临床。 汤飞凡带着这宝贵的药液，来到了昆明惠滇医院。那里躺着几位外科创伤后患上“血中毒症”的病人。在当时，这种病就是绝症，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家属连棺材都准备好了。 当第一针国产青霉素注入病人体内时，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奇迹发生了。高烧退了，红肿消了，原本奄奄一息的病人，竟然睁开了眼睛，要水喝。几针下去，那些被判了死刑的伤员，悉数痊愈！ 消息传出，整个昆明城沸腾了，整个大后方沸腾了。 当时市面上的进口青霉素，一两黄金才能买到一支，那是真正的“救命金汤”，普通老百姓哪怕倾家荡产也买不起，只能眼睁睁等死。 有人给汤飞凡建议：“汤博士，这药现在比金子还贵，咱们稍微定高点价，实验室的经费问题就全解决了。” 汤飞凡听了，脸色一沉。他看着身边那些穿着打补丁白大褂的同事，看着窗外衣衫褴褛的同胞，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做药，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发财。” 最终，中央防疫处生产的青霉素，定价每支一元。对于实在困难的贫苦百姓，甚至免费赠送。 一元钱，对比一两黄金。 这中间的差价，称量的不仅是良心，更是国士无双的风骨。 咱们回顾这段历史，不仅仅是为了讲一个科学家成功的故事。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汤飞凡和他的同事们，其实是在打另一场仗。前线的战士用枪炮保家卫国，他们在后方用试管和显微镜，为民族守住最后一道生命防线。 除了青霉素，他们还在那样的破庙里，生产出了数以百万计的霍乱疫苗、破伤风血清。这些疫苗不仅供应中国军队，还支援了在缅甸作战的盟军。中国制造的疫苗，随着盟军的脚步流向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那个年代的“中国制造”，没有光鲜亮丽的包装，没有先进的流水线，有的只是一双双长满冻疮的手，和一颗颗滚烫的爱国心。 汤飞凡的那句“我有个办法”，听起来轻描淡写，背后却是无数个不眠之夜的煎熬，是面对技术封锁时的不屈不挠，是那种“只要我不死，中国就不能没有药”的决绝。 如今，80多年过去了。我们有了宽敞明亮的实验室，有了世界领先的制药设备。我们再也不用靠发霉的旧皮鞋去碰运气找菌种了。 但我们不该忘记，中国的第一支青霉素，是带着泥土味、带着霉味，从战火和苦难中生长出来的。 它见证了那个时代，西方列强可以封锁技术，可以封锁物资，但永远封锁不了中国人自力更生的智慧，封锁不了中华民族在绝境中求生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