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61岁的嘉庆皇帝忽然驾崩了——最麻烦的是：他竟然没留下公开遗诏。 当时38岁的旻宁就在现场，论资历，他是妥妥的“第一顺位”，早在14岁，就被太上皇乾隆爷摸着头夸“此子日后必成大器”。 到了1813年天理教那种甚至打进紫禁城的危局里，也是旻宁操起鸟枪，守在养心殿门口一枪干掉一个暴徒，硬生生替老爹护住了驾，嘉庆事后封他为“智亲王”，这在谁看来都是板上钉钉的接班暗示。 看看当时军机大臣托津和戴均元的态度就明白了，面对权力真空，内务府大臣禧恩是个火爆脾气，拍着大腿喊：“智亲王既是嫡长子又有护驾大功，除了他还能是谁？”话音未落，戴均元立马就跳出来拦：“没见到遗诏，谁敢把这种天大的事定下来？万一先帝爷临终前变卦了呢？” 这两派人马当面锣对面鼓地吵，旻宁就在旁边站着，看着这群大臣拿他的命运做拔河绳，他心里那个急啊，这哪是皇位的问题，这是脑袋的问题。 如果这会强行上位，以后这帮老臣一句“得位不正”就能把他压死；可要是再不决断，谁知道会不会突然冒出个程咬金？这种像是热锅上蚂蚁般的焦灼感，成了他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就在大伙快要动手的前一刻，破局的关键线索竟然来自一个不起眼的老太监，这人颤颤巍巍提了一嘴：先帝爷好像提过，按乾隆爷留下的老规矩，密旨应该就在乾清宫那块“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藏着呢！ 这时候，展现出真正政治定海神针作用的，是皇太后钮祜禄氏，虽然她只是旻宁的继母，但在这种宗法大过天的时刻，她的态度就是半部法典。 老太后也是个狠人，当即拍板两步走：一边派死士侍卫回京取件，一边直接下发懿旨定调子，从承德到北京，三百多里的山路，平时溜达着要走整整三天。 这帮侍卫愣是把马都要跑废了，仅用一天半就杀了个来回，与此同时，太后的懿旨已经发出来了，字字千钧：“旻宁这孩子仁孝聪明，就在跟前，他不接班谁接班？” 等侍卫们气喘吁吁地把匾额后的那个小盒子捧回来，打开一核对，果然是嘉庆的亲笔字迹加玉玺大印：“皇次子旻宁著立为皇太子”，直到这一刻，托津那帮坚持“程序正义”的老顽固才双膝一软，带头跪在地上山呼万岁。 8月27日，旻宁终于坐在了太和殿的龙椅上，改号道光，表面上看，风波平息了，但那几天的经历已经彻底扭曲了这个男人的性格。 登基不到半年，那些曾经犹豫过、拿“程序正义”卡过他的老臣，一个个都倒了霉，当初跳得最欢的托津和戴均元，很快就被以“年老多病”这种体面的理由踢出了军机处。 道光心里明镜似的：你们讲原则是吧？现在朕的原则就是让你们回家抱孙子，反过来，他对那位有救命之恩的皇太后，孝顺得简直让朝野侧目，不仅日日请安，连吃饭都得先把菜送去太后宫里。 但他最大的变化，是对权力的那种几乎令人窒息的控制欲，他在位这30年，把军机处变成了一个只会磕头的秘书班子，大臣换了一茬又一茬，谁也别想在他面前哪怕多说一句硬话。 所有奏折，不管多鸡毛蒜皮，他都要逐字逐句地看；所有决策，不管大小，必须他亲自拍板。 为了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道光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苦行僧，龙袍破了打个补丁接着穿，吃饭除了节庆绝不超过四菜一汤，可讽刺的是，这种极其勤勉、节俭且高压的集权模式，并没有换来大清的中兴。 因为太在意权术的收束，太害怕出现当年的“失控”，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了怎么防范臣子、怎么保住祖制上，对于外面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视而不见。 道光二十年，当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把大清的尊严轰得稀碎时，看着战报在御书房痛哭流涕的道光，其实依然是当年那个在承德不知所措的38岁王爷——他只知道死守，却不知道世界早已不需要他那套守法。 1850年，执政30年的道光闭上了眼，他在遗诏里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密旨放好，别让后世子孙再受他当年那份惊吓。 他费尽一生心血把皇权攥得紧紧的，却未曾发觉，正是这种为了保住皇位而牺牲掉所有活力的僵化统治，最终把大清帝国推向了无法挽回的深渊。 信源：《道光皇帝继位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