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刚刚，日本宣布了一个重大举动。 12月22日，当中日关系还在因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等议题持续紧绷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社交媒体上抛出了一则看似常规却暗藏深意的消息，他高调宣布自己出席了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举行的“最上”级驱逐舰第12艘舰的命名与下水仪式。 这艘新舰以流经日本冈山县的吉井川命名为“吉井”号，还特意强调这是首艘以“中国地区”河流命名的舰艇，同时不忘解释吉井川发源于日本“中国山地”，与中国本身并无关联。 单看这则消息，似乎只是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次常规的装备更新，但结合当下的时代背景和日本近年来的一系列动作，就不难发现这背后藏着的深层考量。 “最上”级驱逐舰的建造速度确实配得上“极快”二字，自2018财年首舰开工，到2025年12月第12艘下水，短短不到8年时间就完成了整整一个级别的12艘舰艇建造，按照计划2028年底前所有舰艇将全部交付，平均一年多就能造出一艘，这样的建造效率背后，是日本政府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 2025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达到11万亿日元，占GDP的比例正式提升到2%，这个目标原本计划在2027财年实现，如今被高市早苗内阁提前了两年，补充预算中仅用于建造和升级舰艇的资金就高达8472亿日元，其中就包括两艘“最上”级的建造和两艘的升级费用。 充足的预算支撑让三菱重工这样的军工巨头赚得盆满钵满，2024财年三菱重工的防务相关销售额同比增长37%，达到50.3亿美元，全球排名从第39位升至第32位，日本五大上榜军工企业的合计军售收入更是激增40%，防务业务早已成为这些企业的利润核心。 “吉井”号所属的“最上”级并非普通驱逐舰，而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着力打造的智能化护卫舰，自动化程度高，还能部署多种无人作战系统，大大降低了对人力的依赖，这种设计思路刚好契合了日本“软件优先”的军事转型战略，通过整合智能化作战系统实现作战效能的最大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建造这12艘“最上”级的同时，还在推进12艘“大鲸”级潜艇的建造计划，加上现役的11艘“亲潮”级和12艘“苍龙”级潜艇，未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水下力量将形成相当规模的威慑力。 这些舰艇的部署方向也早有端倪，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强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将其打造成导弹基地，而“最上”级这样的轻型护卫舰，灵活度高、适合近海作战，显然是为了配合在东海、台海方向的军事行动，这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台湾问题上刻意回避“台湾是中国领土”核心表述、首相高市早苗将台湾问题与日本安全挂钩的表态形成了鲜明呼应。 至于小泉特意强调的“中国地区”命名，明眼人都能看出其中的小心思，在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节点，用一个与中国同音的地理名称给主力作战舰艇命名，即便反复解释“并非指中国”，也难免让人联想到刻意制造话题、试探中方反应的意味。 这种文字游戏背后，是日本在军事扩张过程中既想展现强硬姿态，又想避免直接引发冲突的矛盾心理。 而邀请当地儿童参加下水仪式，看似是简单的科普活动，实则是日本推行军事化教育的缩影，此前就有日本京都市立西京高中组织学生在冲绳美军基地体验射击训练，校方还以“开拓视野”为由为其辩护，冲绳学者直言这是战前军事化学校教育的重现，是在向年轻人灌输对军事的认同感。 小泉希望激发儿童对自卫队的兴趣，本质上就是想从娃娃抓起，淡化民众对军事扩张的抵触情绪，为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培育社会基础。 日本近年来的扩军动作早已不是秘密，2023至2027财年的防卫总预算高达43万亿日元，是上一个五年的1.6倍，2023到2025财年的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7万亿、8万亿日元大关，2026年度更是计划达到9万亿日元的新高。 除了建造舰艇，日本还在大力研发高超声速导弹、建设卫星星座系统，投入2052亿日元从美国采购F-35战斗机，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隐形战斗机，甚至在太空和网络作战领域大幅增加预算，新设“宇宙作战团”搭建统一指挥平台。 与此同时，日本还在突破武器出口限制，首次向美国出口“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菲律宾磋商出口导弹和护卫舰，通过扶持初创企业进入国防产业，构建军民两用的创新生态系统，一步步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 这一切动作都打着“应对地区安全环境恶化”的旗号，但实际上日本的防卫政策早已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转向了具备“反击能力”的进攻性国防政策。 “吉井”号的下水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日本系统性军事扩张的一个缩影，12艘“最上”级驱逐舰的全部建成，将进一步增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近海作战和协同作战能力，配合其在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和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