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将领于学忠在重庆隐居时，先后在柏溪、回兴等地买了200多亩田地，分给黎树清等佃户耕种。佃户们都没有交押佃，秋收后来公馆向于学忠交租。于学忠说：“我不缺粮，拿点尝尝新就行，其余你们拿去卖，做点生意，妻室儿女也好过日子。”这些佃户非常感激。 于学忠不是寻常退下来的军官。他是山东蓬莱人，年轻时从军，历经北洋、奉系，抗战时期任第五十一军军长，在淮河、台儿庄等战役里率部拼杀，是少有能在不同派系间守住底线的人。到了四十年代末，他选择远离军政旋涡，在重庆乡下落脚。那时的重庆刚经历战火，城郊不少地方还是坡地和荒田，买地置产对他来说，既是安顿生计，也是给自个找个心静的去处。 他选的柏溪、回兴，当时算是近郊，交通不算便利，却因水土适合种稻麦，有不少无地或少地的农家在附近帮工糊口。于学忠买下两百多亩地，没有像旧式地主那样设苛刻规矩，反倒直接把地分给黎树清这样的佃户，还不收押佃。这在当时并不多见——押佃相当于预付保证金，很多地主拿这个卡农民不敢随意退租，于学忠省去这道槛，等于先给了人一份安心。 佃户们起初不敢信。黎树清那年三十出头，家里六口人挤在两间草房，往年帮人种地，收成要先被东家扣掉大半，剩的才够熬过冬春。接到分地消息，他特意跑到于学忠的公馆去看，院子不阔气，屋里摆着几件旧木家具，于学忠穿着灰布褂子，正和长工算秋播的种子数。听完来意，于学忠只说，地你们种，收成先给我一点，算不得租，只是让我尝尝新米新麦。剩下的你们自个处置，拿去集市换钱，添件衣裳，给孩子看病，都行。 秋收那天，黎树清和几个佃户挑着稻谷送到公馆。于学忠没让他们进正屋，就在院坝里站着，抓一把谷粒在掌心搓开，闻了闻，说今年的成色不错。他按事先说的，每担只取一小袋，余下的让佃户直接运到镇上卖掉。有人犹豫，怕得罪东家，于学忠看出心思，拍了拍那人肩膀：“我不是靠这点粮过活，你们日子好过了，我心里才踏实。” 这话听着平实，背后是他对自己身份的重新定位。于学忠打过仗，见过太多因为饥寒逼出的离散和死伤，也知道农民手里没余粮，就谈不上安稳。 他不缺粮，是因为早年俸禄和积蓄足够，更因为他经历过战乱后对“拥有”的看法变了——地握在手里若只为收租，和旧时候的盘剥没两样，倒不如让种地的人多分一口饭吃。这样的做法，让黎树清他们慢慢敢把卖粮的钱用来做小买卖，有人在镇口支起煎饼摊，有人买了织机做布，家里的米缸不再空到过年。 这里面有一条清晰的因果线：于学忠在战场上见过民生凋敝，所以退下来后不愿延续旧式地主的做法；他不收押佃、减租留利，直接减轻了佃户的生存压力；佃户有了余钱和自主空间，就敢尝试改善生活，家庭抗风险能力跟着提升；而佃户心存感激，也在农忙时更用心照料田地，产量和彼此的信任形成正向循环。这不是单方面的恩惠，更像一种互相成就的安排。 不过，放在当时的社会脉络里，这种做法也有它的特殊条件。于学忠在军界有资历，地方上没人敢明着动他的地，他的身份本身就是一道护身符。同时，他选的佃户多是熟人或乡邻介绍，知根知底，减少了管理上的猜忌。若换个没背景的地主，即便有心减租，也可能被家族或同行视为坏了规矩，引来非议甚至排挤。这也说明，个体的善意要落地，往往离不开环境和资源的支撑。 从更大的层面看，于学忠的举动其实折射出一部分旧军人转入民间后的选择。他们有人沉迷享乐，有人继续在政商之间周旋，而于学忠却把精力放在实实在在的田亩和乡邻生活上。这未必出于什么宏大理想，更多是他对“安稳”二字的体悟——安稳不是独善其身，是看着身边人能喘口气，有奔头。 今天回望这段事，能清楚看到，人与土地的关系不只是经济契约，还牵连着情感和信任。于学忠减租留利的背后，是一种经历过生死的人对普通生活的敬意。他没把佃户当依附者，而是当作一起过日子的伙伴。这样的态度，让两百亩地成了一个温热的纽带，把曾经的战场硬汉和田间耕夫连在了一起。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