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长脑子吗？”重庆，男子经常和一朋友出去喝酒、唱歌，每次都朋友抢着买单，朋友还经常给他买烟。一日，朋友找上门来，说自己母亲病了，急需贷款10万元，想让男子做个担保。男子讲义气就答应了。谁知，朋友只按时还了7个月，随后，就将他拉黑了。男子傻眼了，赶紧去朋友工作的地方去找他，却发现他早就辞职，跑路了。这下，男子彻底慌了，自己连孩子鞋都舍不得买一双，哪有钱还贷款啊！ 在这个筒子楼里，甚至连阳光都显得吝啬，不到十平米的空间，此时被绝望塞得满满当当。谭大平手里攥着那几张轻飘飘却又重如千斤的借贷合同，眼神发直。就在几天前，家里的孩子还在闹着要买一双新鞋，作为父亲，他竟只能窘迫地把头扭向一边。 这并非因为他懒惰不工作，而是因为一份所谓的“江湖义气”，硬生生把这个本就不富裕的中年男人，拖进了一个长达五年的至暗时刻。那个被他视作好兄弟的人，给他留下了一笔高达9万元的烂摊子，而后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 这件事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坑”不是一天挖成的。 把时间拨回到这一劫难发生之前，谭大平在这个朋友张旭身上，感受到的是久违的“阔绰”与“温暖”。作为一个外地来重庆打工的人，张旭在滩子口附近某个小区做保安，虽然职业普通，但在花钱上却格外豪爽。 在过去两三年的相处中，剧本总是惊人的一致：两人出去喝酒、唱歌，买单的永远是张旭。平时碰面，张旭也会顺手给谭大平买烟，这种细水长流的“小恩小惠”，像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迷药。在老实巴交、生活拮据的谭大平眼里，这简直就是遇到贵人了，这份情义重得让他总想着怎么报答。 当一个人习惯了索取别人的“好意”，在对方开口索求时，往往就失去了拒绝的底气。 今年4月，张旭那张平时总是堆笑的脸上挂满了焦急，冲到谭大平面前。理由是再经典不过的“苦情戏”——母亲重病，急需10万元救命钱。 张旭的说法滴水不漏：他去金融机构问过了，自己资质不够贷不出来，现在急需谭大平帮个忙，用谭大平的名义去签字，但钱由他张旭来还，本金利息一分不需要谭大平操心。 这明明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敞口，谭大平起初也犯难。周围住在筒子楼的老邻居们看得通透，纷纷劝他别犯傻，这年头涉及钱的事，亲兄弟还得明算账，何况是外人。大家深知谭大平心软、耳根子软的毛病，怕他被人当枪使。 可此时候的谭大平，理智早已被张旭之前的那些烟酒情谊给冲垮了。他不仅没听进去邻居的忠告，反而觉得这是一个还人情的高光时刻：人家以前对自己那么大方，现在人家老娘救命，自己这时候不帮还是人吗？ 于是，他在“义气”的裹挟下，在那家金融机构的贷款合同上签了字。那一刻，10万元现金实实在在地转给了张旭。 为了让这个局做得更真，或者说为了给自己争取跑路的时间，张旭上演了一出教科书级别的“诚信秀”。从5月份开始，接连7个月，张旭都极其准时地把月供转到谭大平卡上。这一举动，彻底打消了谭大平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疑虑，他甚至在心里暗自庆幸自己没看错人，这兄弟“稳当”。 但这7个月的按时还款，实际上是裹在毒药外面的最后半层糖衣。 惨剧在12月10号那天揭开帷幕。谭大平像往常一样联系张旭，却发现自己的微信被拉黑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击穿了天灵盖，哪怕饭都顾不上吃，他疯了一样冲向张旭上班的地方。 在那在这个陌生的保安亭，现实给了他狠狠一耳光。保安队长冷冰冰地告诉他：张旭？早就不干了，上个月就已经辞职走人了。 这一刻，谭大平感觉天都塌了。张旭是外地人，在本地无亲无故，连老家具体在哪个山沟沟他都不知道。电话换了无数个号码去打，始终是无法接通。这哪里是什么临时起意的失联，这分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金蝉脱壳。 那笔贷款还了7个月，算下来也就还了1万左右，剩下的9万本金，此刻全部变成了压在谭大平背上的大山。 按照当初签的合同，作为名义上的借款人，金融机构才不管钱最后到了谁手里，他们只认白纸黑字的签名。 这就意味着，每个月1440元的还款，现在必须从谭大平那个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微薄工资里硬扣出来。这一扣，就是整整5年。 对于一个月薪只有几千块、要养家糊口的人来说，这每月的1400多块钱不仅仅是数字，更是孩子脚上穿不上的新鞋，是饭桌上少掉的油水，是未来一千八百多天的惶恐不安。 从法律的维度看，这是一个死结。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借款合同约束的是谭大平与金融机构。尽管他有满腹的委屈，尽管他能拿出转账记录证明钱给了张旭，想要把钱追回来，首先得找到人。 而对于一个毫无背景、蓄意潜逃的人来说，这无异于大海捞针。即使胜诉，面对一个不知所踪的无赖，执行也难如登天。 那个曾在他面前拍着胸脯保证“跟你没啥关系”的“好兄弟”，用几包烟和几顿酒，不仅骗走了10万块钱，更透支了谭大平下半生对“人”的信任。如今只能在这个逼仄的房间里，对着那张如同卖身契一样的贷款合同发呆，为自己那所谓的“义气”买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