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8日，地下党员李维嘉接完头，正要回家，一个小姑娘却偷偷朝他摆手，

1948年4月18日，地下党员李维嘉接完头，正要回家，一个小姑娘却偷偷朝他摆手，他意识到出事了，赶紧转身离开。 李维嘉是江苏无锡人，家里三代都是手艺人，父亲的木匠铺子在巷口开了二十多年，街坊邻里都熟络。他1937年跟着北平的学生游行，亲眼看见日军的飞机掠过城墙，炸弹落在胡同里炸开的火光，把半个天空烧得通红。那之后他没再回学校，揣着一本翻烂的进步小册子，辗转到了上海，成了地下交通站的一员。这天他和上线在弄堂深处的茶馆接头，交接的是一份记录着敌军弹药库位置的密信，刚把纸条缝进棉袄夹层，就看见巷口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小姑娘是交通站附近豆腐坊老板的女儿，平时总爱追着弄堂里的鸽子跑，李维嘉给过她两块奶糖，她就总甜甜地喊他“李大哥”。刚才接头的时候，他还瞥见小姑娘蹲在茶馆对面的石阶上，用树枝在地上画小人。此刻她背对着街口，小手却越过肩膀，拼命朝他往后摆，眼睛里满是他从没见过的慌张。李维嘉的后背瞬间渗出冷汗，他知道这一带最近盯梢的特务多了起来，前几天还有两个同志在附近失踪，小姑娘的手势不会错——她肯定是看见了不该看的人。他没敢回头，也没敢跑，装作系鞋带的样子，慢慢挪到墙根，顺着阴影拐进旁边的窄巷。窄巷里堆着几户人家的煤球和木柴，他弓着身子往前走，听见身后传来皮鞋踩在青石板上的声响，那声音不急不缓，却像钉子一样敲在他的心上。他想起上线临走前说的话，这份情报关系到前线三个团的补给，绝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他摸了摸棉袄夹层里的纸条，硬邦邦的，硌得胸口发疼。 他在窄巷里七拐八绕，终于看见一扇虚掩的木门，那是豆腐坊的后门。他轻轻推开门，小姑娘的母亲正站在灶台前熬豆浆，看见他进来，吓了一跳，手里的勺子“哐当”掉在锅里。“李大哥，你咋从这儿进来了？”老板娘的声音发颤，她知道李维嘉的身份，平时也帮着交通站传递过消息。“外面有人盯梢，你家囡囡呢？”李维嘉压低声音问。老板娘指了指里屋，小姑娘正缩在床角，抱着一个布娃娃，眼眶红红的，看见他进来，才小声说：“李大哥，刚才有两个穿黑衣服的人，在茶馆门口盯着你，还问我认不认识你。”李维嘉的心沉了下去，特务果然是冲他来的。他蹲下来，摸了摸小姑娘的头，“你做得对，以后再看见这样的人，千万别说话，赶紧回家。”小姑娘点点头，攥着他的衣角不放，“李大哥，你会不会有事啊？”李维嘉笑了笑，没说话，他知道自己现在不能停留，必须尽快把情报送出去。他从怀里掏出几块银元，塞给老板娘，“嫂子，麻烦你照顾好囡囡，我得走了。”老板娘把银元推回来，“说啥呢，都是自家兄弟，你赶紧走，我去门口望风。” 李维嘉从豆腐坊的后墙翻出去，跳进一条臭水沟，沟里的水又冷又脏，溅了他一身。他顾不上这些，踩着沟边的烂泥，朝着黄浦江的方向跑。他知道江边有一艘运煤的船，船长是自己人，今晚子时会开船去江北。他跑了半个多小时，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棉袄里的纸条被汗水浸湿，贴在皮肤上，凉飕飕的。他不敢走大路，专挑那些破败的棚户区穿，路上碰见几个巡逻的伪军，他就装作乞丐，缩在墙角，用煤灰抹了抹脸。夜色慢慢沉下来，街边的路灯亮了起来，昏黄的光线下，他看见不少人家的窗户上贴着“忍”字，屋檐下挂着的腊肉干瘪瘪的，那是老百姓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他想起自己的父亲，不知道老家的木匠铺子还在不在，不知道父亲有没有收到自己去年托人捎去的信。他咬了咬牙，加快了脚步，他知道，自己现在跑的每一步，都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是为了那些盼着天亮的老百姓，是为了让小姑娘以后能安安稳稳地在弄堂里追鸽子，不用再担惊受怕。 他终于赶到江边的时候，运煤船的烟囱已经冒出了黑烟。船长看见他，赶紧把他拉上船，“你可算来了，再晚一步，船就开了。”李维嘉从棉袄夹层里掏出纸条，递过去，纸条已经皱巴巴的，却完好无损。船长接过纸条，塞进口袋，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这情报一定能送到。”李维嘉靠在船舷上，看着江面上的渔火，远处传来几声狗吠，还有隐约的枪声。他想起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想起她拼命摆手的样子，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暖流。他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有千千万万个像小姑娘一样的人，有千千万万个像老板娘一样的人，他们或许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却愿意在黑暗里伸出手，帮一把素不相识的人。这就是希望，是藏在烟火人间里的光，是任凭敌人怎么搜查、怎么打压，都灭不掉的光。 我们今天的和平岁月，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无数个李维嘉这样的地下党员，是无数个无名无姓的普通人，用血肉和勇气，在黑暗里蹚出了一条路。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一个个平凡的日子里，做着最了不起的事。他们的故事，不该被遗忘，他们的名字，应该被永远铭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