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狠的间谍，不偷你的情报，也不策反你的人，而是直接在你家里，帮你“立规矩”！ 卢麒元教授直接建议：参与提议和立法的人必须政审，每回参与都得重新政审一次，亲友和本人也不能有国外背景或违法记录！ 卢麒元教授这个建议真的绝了！ 过去很多政审都是一次性的，入职或者参与工作时查一次就结束了。但现实情况是，人的状态是会变的。 今天清清白白的人，可能过几年就出现配偶移民、子女入外籍、资产转移到海外等情况。这些变化如果没人跟踪核查，就可能成为外部势力渗透的通道，让立法工作偏向境外利益。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推进“与国际接轨”时，就曾吃过“规则陷阱”的亏。当时提出“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结果成了欧美国家限制我国产业发展的工具。 光伏产业刚兴起的时候，我国企业在技术和产能上快速崛起，却突然被欧盟用严苛的环保标准和高额关税卡住了出口咽喉，很多企业一下子陷入困境。 后来才发现，那些所谓的“国际标准”，本身就是欧美为了保护本土产业量身定做的，而我们在参与制定相关行业规则时，却因为缺乏话语权和严格的人员把关，被动接受了对自己不利的条款。 国内也有类似的问题。有地方在制定营商条例时，出现了“外资企业优先获取土地”的条款，深入调查后发现，起草这份条例的专家和某跨国公司有实质性的合作关系。虽然这种合作不违法，但客观上导致规则出现了利益偏向，损害了本土企业的公平发展机会。 还有地方制定环保法规时，刻意遗漏了某项污染物的指标，而参与制定法规的人员中，有一位正是当地一家排放该污染物大户的董事。这种不是明目张胆的腐败，却在悄悄动摇立法的公正性根基。 放眼国际，这样的例子更多。越南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没有建立严格的立法人员审查机制，一些官员趁机利用立法空白期，通过修改规则的方式，把国有资产悄悄转移到海外亲属名下，导致国家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美国则存在典型的“旋转门”现象，很多官员刚从监管岗位退下来，转身就成了大企业的顾问，之后还继续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用自己掌握的规则制定权为企业谋取利益。这种看似合法的操作，本质上就是规则制定权的滥用，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和普通民众的利益。 这就是卢麒元教授强调“每次参与都要重新政审”的原因。一次审查合格不代表永远合格，只有每次参与都重新核查，才能及时发现人员背景的变化，堵住潜在的风险漏洞。 而建议中“审查亲友背景”的要求，最容易引发争议，有人觉得这像是“株连”，侵犯了个人隐私。但从维护立法公正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要排斥所有有海外背景的人，而是要排查是否存在可能影响规则制定的利益冲突。 比如一个人参与制定跨境电商的相关法规，而他的配偶正好是海外代购企业的股东，这种情况下就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很可能导致规则偏向某一方。 立法人员手中的权力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众福祉，在这种岗位上，个人的“自由”必须让位于“避嫌原则”，保证规则制定的中立和公正，而不是对个人的不信任。 还有人担心，这样严格的政审会影响立法效率，甚至把有专业能力的人才挡在门外。但实际上，效率不能以牺牲公正为代价。立法的生命力在于公正，如果制定出来的规则本身就存在利益偏向，不仅无法解决社会问题，还会引发新的矛盾，最终反而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修正。 而对于专业人才来说，真正的障碍不是审查，而是隐瞒。只要主动申报个人和亲友的背景信息，经过核查确认没有利益冲突，有海外经历和专业能力的人才依然可以参与立法工作。 现在我国已有地方在试点“履职体检”系统，每年对官员的资产、亲属背景等进行动态记录，这些实践都为立法人员的动态政审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在这个规则博弈日趋激烈的时代，守住立法的底线，就是守住国家的未来。卢麒元教授的建议看似严格，实则是对国家利益的深层守护。 它提醒我们，立法工作不仅要注重条文的完善，更要注重制定规则的人的可靠性。只有把好立法人员的“入口关”和“过程关”，确保每一位参与规则制定的人都立场坚定、背景清白，才能制定出真正公平公正、符合国家和民众利益的规则，为国家的长远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毕竟，国家的发展就像一艘大船，立法就是为这艘大船定航向、定航线的工作。只有确保掌舵和定航线的人足够可靠，这艘大船才能在复杂的国际风浪中，稳稳地驶向正确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