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我的高中结束了，大家都在等待着分配，其实我们这些人绝大多数也就只有下乡插队一条路，我们等待的是去哪里下乡插队落户。 我叫林建军，那年刚满18岁，在县城的高中念完了最后一学期。教室里的课桌椅早就蒙上了一层灰，黑板上还留着最后一节政治课的板书，没人有心去擦。同学们三三两两聚在操场的老槐树下，手里攥着皱巴巴的户口本，脸上挂着说不清是迷茫还是期待的神情。那时候的日子过得慢，却又好像一眨眼就到了岔路口，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孩子，对农村的印象还停留在课本里的“稻花香里说丰年”，根本不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到底有多苦。 班主任王老师把我们召集到一起，手里拿着一张写满名字的红纸，那是初步拟定的插队名单。念到名字的人，有的低着头不说话，有的偷偷抹眼泪，还有几个男生梗着脖子喊，“去最偏远的地方也行，老子不怕吃苦”。我爸是厂里的老工人，妈在街道办上班，家里没什么门路，我知道自己肯定逃不掉。果不其然，我的名字出现在了去往皖南山区的名单里，那个地方离县城有两百多里路，听去过的人说，山路弯弯绕绕，挑一担水都要走半个钟头。 回家的路上，我踢着路边的小石子，心里五味杂陈。路过副食店的时候，我停下脚步，看着橱窗里摆着的水果糖，咽了咽口水。那时候水果糖是稀罕物，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几颗。我摸了摸兜里的五毛钱，那是妈给我的零花钱，我犹豫了半天，还是转身走了。我想着，到了农村，说不定连糖味儿都闻不到了，不如把钱留着，买点针线或者笔记本，好歹能派上用场。 家里的气氛压抑了好几天，妈偷偷在被子里哭，爸坐在炕沿上抽烟，烟蒂丢了一地。我知道他们心疼我，我是家里的独子，从小到大没干过重活，可那时候的政策就是这样，个人的命运好像只能跟着大潮流走。临走前的那天晚上，妈给我缝了个厚厚的棉褥子，又把几件旧衣服改了改，塞进了那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帆布包里。爸拍了拍我的肩膀，只说了一句话，“到了那边，好好干活，别给家里丢脸”。 出发的那天，县城的汽车站挤得水泄不通。锣鼓敲得震天响，大红花挂了一车又一车，带队的干部拿着大喇叭喊口号，我们跟着喊，喊着喊着，眼泪就掉了下来。汽车开动的时候，我看见妈趴在车窗边，手紧紧抓着我，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爸站在远处，背着手，腰杆挺得笔直，可我分明看见他的肩膀在抖。汽车一路颠簸，越往南走，山就越多，路就越窄，看着窗外越来越荒凉的景色，我的心也一点点沉了下去。 到了插队的村子，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穷山僻壤”。村里的房子大多是土坯墙，茅草盖的屋顶，一下雨就漏。我们被安排住进了生产队的仓库，地上铺着稻草，就是我们的床。第一顿饭是糙米饭配咸菜，饭里还掺着沙子，硌得牙疼。几个女生吃着吃着就哭了，男生们也没了之前的豪气，闷着头扒拉着碗里的饭。队长是个黑瘦的汉子，看着我们这副模样，叹了口气说，“娃们别怕，庄稼人有句老话，土能生金，只要你们肯下力气，饿不着肚子”。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没完没了的农活。春天插秧，夏天割稻，秋天收玉米，冬天修水渠。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跟着社员们下地，太阳晒得皮肤脱皮，手上磨出了一层又一层的茧子。有一次我挑着两桶粪水往地里走，脚下一滑，摔了个四脚朝天，粪水溅了一身，引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我当时又羞又恼，坐在地上就想哭，可看着身边的社员们，一个个脸上都是淳朴的笑容，我又硬生生把眼泪憋了回去。 日子一天天过，我们这些城里的学生，慢慢也学会了干农活，学会了跟社员们唠嗑，学会了在田埂上唱革命歌曲。我们会在收工后，坐在河边洗衣服，聊着城里的往事，聊着未来的打算。有人说，等政策变了，就回城考大学；有人说，就在这里扎根，娶个农村媳妇，生个胖娃娃。那时候的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却也慢慢懂得了，吃苦不是坏事，那些流过的汗，那些吃过的苦，都成了刻在骨子里的印记。 后来，高考恢复了，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离开了那个皖南小山村。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回去过，可我总想起那些日子，想起老槐树下的等待，想起颠簸的汽车，想起田埂上的歌声。那段插队的岁月，苦是真的苦，却也让我明白了什么是脚踏实地，什么是人间烟火。 青春的路有千万条，下乡插队只是其中一条，这条路崎岖又泥泞，却也藏着最真实的成长。那些在岁月里吃过的苦，终究会变成照亮前路的光，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咬着牙走下去。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