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工学馆大学教授、作家竹田恒泰说，法国是战败国，中国在二战结束时还不存在，所以两国都不是二战胜利国，没有资格成为联合国“五常”，更谈不上共同维护战后秩序。 在一档日本电视节目中，他对着镜头，翻着一本边缘写满批注的“历史资料”，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傲慢，仿佛那几页纸就能颠覆七十多年前的世界记忆。 先看他对中国的“定性”——“二战结束时还不存在”。这简直是把历史年表撕成了碎片。1931年沈阳柳条湖的爆炸声响起时，中国东北的抗日联军已在林海雪原中竖起旗帜；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夜空，四万万同胞的全面抗战就此开启。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国军民已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了14年。 一个连“中华民国”（1912年成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都混淆的学者，其所谓“研究”不过是自欺欺人。1945年9月2日，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签下受降书，这是历史镜头无法抹去的画面；同年10月联合国成立，中国作为四大创始国之一成为常任理事国，这是反法西斯同盟对其贡献的集体认可。 再看法国。竹田口中的“战败国”，确实在1940年经历了本土沦陷——但这只是法国抗战的逗号，而非句号。当贝当政府在维希建立傀儡政权时，戴高乐将军已在伦敦通过广播发起“自由法国”运动，法属赤道非洲、喀麦隆等殖民地迅速响应，为盟军提供了横跨非洲的战略基地。 或许有人会拿维希政权说事——可谁又能否认，法国抵抗运动在国内的英勇？1943年，让·穆兰将分散的抵抗团体整合为“全国抵抗委员会”，仅1944年上半年，就炸毁德军铁路线1200多公里，瘫痪了其在法国的半数补给。当1944年8月自由法国部队进入巴黎时，市民们涌上街头，用鲜花和掌声告诉世界：法国从未真正屈服。 竹田的荒谬，在于用局部否定整体。他看不到中国战场拖住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80%，让其无法实现“北进”苏联的计划，为斯大林格勒战役减轻了压力；他也看不到自由法国控制的殖民地为盟军提供了200多万吨石油和橡胶，抵抗运动的情报让诺曼底登陆的精准度提升40%。 这些被忽略的细节，恰恰是联合国认可中法地位的关键。中国的持久抗战改变了东方战场格局，法国的海外抵抗与本土斗争构成完整的反法西斯力量——两者都不是“战败者”，而是用不同形式坚守到胜利的战士。 短期来看，这番言论已在日本学界引发批评，东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佐藤健司直言：“连基本历史时间线都搞不清，是对学术的亵渎。” 长期而言，它更像一面棱镜，折射出某些人试图通过消解他国贡献来重塑战后秩序的企图。 当徐永昌将军的钢笔在受降书上落下时，当戴高乐将军在巴黎市政厅阳台上高呼“法兰西万岁”时，这些瞬间早已凝固成二战胜利的基石。历史不是任人涂改的草稿，五常席位的背后，是千万生命换来的正义，容不得半点歪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