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临终前的朱老总对她的妻子康克清调侃道：“我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的，就是没吃饱过，“身为我国的开国元帅，为何会说自己的遗憾是没吃饱过？ 朱老总出身在四川佃农之家，打小就尝尽了饥饿的滋味。6岁能去上私塾，已经是全家咬着牙省下来的口粮。那时的他，怀里揣着的半块凉透的红薯，是全家省给他的珍宝，他从不敢多咬一口，深知那是家人的希望。这种对饥饿的本能恐惧和对粮食的敬畏，早就刻在了他的童年记忆里。 后来，他弃官从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条路，几乎让他大半辈子都跟“饱饭”无缘。 时间回到1929年，井冈山。 那会儿，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粮食、食盐、布匹，什么都缺。战士们的口粮少得可怜，一碗稀粥能数出几粒米，红薯干硬得像石头。 朱老总当时已经是军长，按理说生活能稍稍好些，可他偏不。他坚持要跟战士们“同甘共苦”。他主动把自己的口粮减半，把自己那份口粮给了伤员和新兵。他跟战士们一起去山下挑粮，扁担一头挑着米，一头挑着自己。 战士们心疼他年过四十，体力不如年轻人，偷偷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可朱老总当晚就自己重做了一根，还在上面刻了“朱德记”三个大字。第二天，他照样挑起百十来斤的粮食，跟着队伍在崎岖山路上爬坡越岭。 有一次，战士们偷偷给他留了一块玉米饼。他发现后，马上就板着脸塞了回去，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你们年轻人要赶路打仗，得有体力，我年纪大，扛饿！” 可事实上，夜晚宿营时，警卫员常看到他饿得睡不着，却还得强撑着疲惫，盘算着第二天的行军路线和仅剩的粮草，满心满眼都是怎么让队伍撑下去。他不是“扛饿”，他是心里装着太多人，顾不上自己的饥饿。 如果说井冈山上的饥饿是“围困”，那么长征路上的饥饿就是“生死考验”。 1935年，雪山草地。粮食彻底断绝，战士们挖草根、煮树皮，到最后连皮带都要煮软了分着啃。这种饥饿，已经超越了物质的匮乏，成了对人类生存意志的终极挑战。 朱老总那时已经年近半百，身体本就承受着巨大的负担。但他不仅把自己仅剩的炒面大部分留给年轻战士和伤员，还费尽心思，请来当地人辨认可食用的野菜，办起了“野菜展览”，为的是避免战友误食有毒植物牺牲。这是作为军长，他能为战友做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毛儿盖一带，部队断粮，朱老总亲自扛起镰刀带头去割麦子。警卫员想替他，他却笑着担起满满一担麦子，说“今天担这担麦子，特别有劲儿”。割完后，他还特意叮嘱留下银洋和书信给老乡，绝不白拿群众一粒粮食。要知道，那时候的粮食，等同于生命。 最让人动容的一幕发生在草地里。一个小战士饿晕过去，朱老总翻遍全身，找出最后半块炒面喂给战士，自己则蹲在一旁嚼着枯草。警卫员劝他吃点，他却摆了摆手，沙哑着声音，目光坚定：“我没事，孩子还小，革命还需要他们，我多饿一会儿不算啥。” 建国后，朱老总身居高位，完全有条件过上优渥的生活，可他骨子里的节俭和对粮食的敬畏半点没变，反而像“降级”了一样，餐桌变得更加简单。 他的固定搭配永远是：一碗白米饭，一碟自家腌的泡菜，再加上一盘清炒时蔬。这哪里是一位开国元帅的伙食？他甚至在中南海院子里开荒种地，挖野菜做窝窝头，收成的茄子、黄瓜也全部交给食堂，让大家一起分着吃。 1959年到1961年，国家遭遇自然灾害。在“三年困难时期”，朱老总再次做出一个震撼人心的决定：带头降低自己的粮食定量，主动不吃肉，和百姓一起啃野菜窝窝头。他对家人说：“现在比长征时吃得好多了。” 这绝不是一句轻松的话，这是一位领袖对人民最深沉的共情和担当。当亿万百姓挨饿的时候，朱老总绝不允许自己吃上一顿“饱饭”。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革命精神。 他回乡考察，约法三章：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给地方添麻烦。地方悄悄准备的丰盛晚宴，被他严肃批评，最后只点了豆芽、菠菜和家乡的鱼腥草。 更让人动容的是，每到一处农户家，他第一反应就是掀开锅盖。看到百姓还在吃粗粮野菜，他会反复叮嘱当地干部：“一定要让大家顿顿吃上饱饭。” 他这辈子没为自己吃饱过，却用一生的坚守，让亿万百姓过上了温饱富足的日子。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永远铭记。 反观现在，餐厅里随意浪费的食物，宴席上动辄剩下的半桌菜肴，都与朱老总的这份“没吃饱”形成了刺眼的对比。我们是否在物质的丰裕中，彻底遗忘了过去的苦难？是否辜负了老一辈革命家饿着肚子换来的太平岁月？ 珍惜每一粒粮食，不仅仅是对劳动的尊重，更是对朱老总这样老一辈革命家最好的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