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3岁的小红军在过草地时，突然腹痛不止，碍于女同志，就跑到远处去方便，不料，回来后，眼前只有茫茫草原…… 那年秋天，松潘草地的雾气像化不开的牛奶，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蹚过烂泥。13岁的罗玉琪攥着半个玉米饼，这是他一整天的口粮——长征路上，宣传队的小战士早就习惯了饿肚子，但此刻的腹痛让他直不起腰。 等他捂着肚子从灌木丛后钻出来，刚才还能听见的脚步声、水壶碰撞声全没了。只有风卷着草屑打在脸上，远处几只秃鹫在盘旋。他沿着依稀的脚印追了两里地，雾越来越浓，最后连脚印也淡得看不见了。 “小兄弟，等等！”一个沙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罗玉琪回头，看见个左腿缠着绷带的伤兵，拄着根断枪杆，一瘸一拐地挪过来。后来他才知道，这一路掉队的不止他俩，太阳落山时，二十多个衣衫褴褛的战士聚到了一起，其中七八个重伤员躺在担架上，连呻吟的力气都快没了。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褪色军装的中年人站到了土坡上，他腰间别着把毛瑟枪，裤腿沾满泥浆。“我是红二十八团副连长李玉胜，”他声音不高却很稳，“找通信员时跟丢了队伍，但现在——我们不能散！” 有人饿昏过去，李玉胜突然解开帆布包，掏出块用油纸裹着的东西，是半块羊肝——这是他昨天在藏民废弃的帐篷里找到的，一直没舍得吃。他用刺刀切成小块，先喂给那个昏迷的小战士。又有人陷进沼泽，他大喊“解绑腿”，十几条绑腿接成绳子，二十多人合力把人拉了上来。 “得有个主心骨。”李玉胜蹲在地上，用树枝在泥里画了个五角星，“成立临时党支部，同意的举手。”二十多只手颤巍巍地举起来，他当选支部书记的那一刻，罗玉琪突然觉得，刚才还茫茫无边的草原，好像有了方向。 后来罗玉琪总说，李玉胜最厉害的不是力气大，是会“算账”。他让轻伤者两人一组扶重伤员，探路组走在最前，每隔五十步插根树枝做记号；晚上宿营，把仅有的几块青稞饼碾碎，掺着野菜煮成糊糊，每人分半碗，他自己最后一个盛，碗底永远是最稀的那层。 第三天下午，探路组突然往回跑，边跑边喊：“红旗！有炊烟！”罗玉琪眯起眼，远处山坳里果然飘着面红星旗，像极了他们用绑腿接成的那根绳子——后来才知道，这支临时队伍共53人，无一人掉队，全跟上了主力。 很多年后，上海警备区后勤部的办公室里，罗玉琪总把一枚褪色的绑腿绳挂在墙上。那是当年李玉胜带着大家拧成的“救命绳”，也是他从13岁小红军变成老兵的见证。他常对来采访的人说：“草地里最可怕的不是饿，是慌——没了组织，人就成了散沙，风吹吹就没了。” 党史资料里写，红四方面军过草地时减员严重，但像“草地党支部”这样的临时组织有三十多个，正是这些“移动的堡垒”，让许多本可能消失在草原上的生命，最终走到了陕北。 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94岁的罗玉琪摩挲着纪念章，章背面的“1936-2016”字样磨得发亮。他忽然想起归队那天，李玉胜拍着他的肩说：“小鬼，记住，咱们红军走的不是路，是骨头——组织就是把这些骨头连起来的筋。” 窗外的阳光落在绑腿绳上，那根由二十多条布带拧成的绳子，此刻看起来像一束绷紧的弦，连着1935年的草原，也连着后来的枪林弹雨、建设岁月，一直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