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却提出孩子和钱只能带走一样。鞠萍一听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可鞠萍不忍孩子留在这里，最终放弃了财产。 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她没有选择隐忍，也没有继续将就，而是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定。夫妻关系早已走到尽头。 隔阂与矛盾日积月累，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那时她还在央视少儿频道工作，事业在稳定中慢慢上升，但生活的重心始终是家庭和孩子。 她没想到，丈夫面对离婚提出的是这样一句话：“孩子和钱，你只能带走一样。”这不是在协商，而是在设一道难题。鞠萍一下子明白了他的用意。 他知道她最放不下的是孩子，所以用财产来做权衡，让她在情感与现实之间做出选项。这句话本身就带着控制意味。夫妻共同财产原本应该依法分割。 但他却把抚养权与财产权对立起来。鞠萍没有争论，也没多说。她要孩子，至于钱，她可以不要。这不是冲动，而是她经过冷静判断之后的决定。 她清楚，孩子如果留在没有耐心与责任感的父亲身边，可能会受到的不是照顾，而是忽视。她当时的经济条件并不算宽裕。 虽然在央视有稳定的工作，但并不是外界想象的那样收入丰厚。那个年代，主持人还没有商业代言，也没有节目外的收入来源。 她靠的是每月工资和一点稿费，生活过得去但远称不上富裕。而她的丈夫当时经济条件更好，拥有一定的积蓄和资源。 放弃财产意味着她和孩子的生活将会变得紧张，尤其是孩子正处于需要花钱的阶段。但鞠萍没有犹豫，她选择了带走孩子，一切从头开始。 离婚后，她没有向任何人抱怨，更没有把这段经历当成博取同情的资本。她照常主持节目，面对镜头依然是熟悉的微笑与温柔的语气。 在镜头前，她像往常一样讲故事、念儿歌、回答小朋友的来信。很少有人知道，她下了班后要独自照顾孩子，处理生活中的琐碎，还要面对经济上的压力。 那个阶段，她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工作和孩子身上。她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也不参与应酬。她的生活就是单位与家两点一线，主持节目、做策划、读资料。 再回家照顾孩子、辅导功课、准备餐食。生活节奏紧凑，但她从没让孩子感觉生活有缺口。她自己扛下了所有压力。 央视内部的同事对她的评价一直很高，认为她专业、敬业、性格温和，从不将个人情绪带入工作。即使在那段人生最艰难的几年，她也始终保持稳定的工作状态。 没有耽误一场录制，也没有临时请假。很多节目中的稿件，都是她自己熬夜写出来的。她不想让任何人觉得单亲就意味着不稳定，她希望孩子也能以她为榜样，知道生活就该这样一步步走。 她的孩子在她的照顾下健康成长，没有受到家庭变故太多干扰。多年后在一次采访中，鞠萍被问到那段经历，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孩子是我最重要的人，别的都不重要。” 她没有批评对方，也没有讲太多细节，只是用一个很平静的语气讲述当年的选择，就像是在讲一件早就过去的事。 这个过程并没有太多戏剧性的转折。没有出现重新争夺抚养权的纠纷，也没有后来财产追回的风波。她就那么安静地带着孩子生活，靠自己的能力维持家庭运转。 一点点积累，慢慢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她没有向单位申请特殊照顾，也没有借助媒体曝光换取关注。她的处理方式非常简单直接，就是把生活过好。 那几年她主持的节目依然受到欢迎，观众中的孩子们并不知道她在私下经历什么。他们只记得那个坐在演播室里讲故事的“鞠萍姐姐”，总是笑咪咪的。 她也从未在节目中流露出个人情绪。她始终保持着一份职业操守，把所有私人问题留在镜头之外。这段经历后来慢慢被媒体提起，但她始终保持克制，从不主动讲述。 她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做了一个母亲该做的选择。她没有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因为失去财产而改变价值观。她依然按部就班地工作，生活，养育孩子。 这件事在当时并未广泛传播，但在央视内部和主持人圈子里，是一个被低调讨论的现实例子。鞠萍没有声张，也没有刻意隐藏，只是选择了自己的路，然后一步步走下来。 这条路不算好走，但她走得很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