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一封来自上海监狱的信封放到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毛主席看到落款人是“刘思齐”这三个字时，立马将信封拆开仔细阅读起来。 信中的一言一语让毛主席紧皱眉头，仿佛就像“刘思齐”本人在耳边说话一样，当信件还没读完时，毛主席便拍桌大怒，对身旁的人说到：“娃娃们无罪！立马放人！” 刘思齐是毛岸英的遗孀。抗美援朝时，毛岸英牺牲在战场，刘思齐便成了毛主席心头的牵挂。这封信的内容，让毛主席的脸色渐渐变了。 他读得很认真，过程中几次停下来思索，眉头紧皱。信里没有一句怨言，全是冷静、清晰的陈述，写的是她和一批青年人被关押的情况。 时间已过去数月，至今未见审查结论，也没有任何正式程序。她在信中提到，自己是在一次群众组织的清查中被带走的，原因是曾与某些“问题人物”有过接触。 但她当时只是普通的工作联系人，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她还提到，和她一起被关押的几位青年，有的是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有的是工厂里表现良好的技术骨干。 都是因为“牵连”而被无端羁押至今。信中并没有求情的语气，更多是基于事实的说明，要求一个清楚的处理结果。 毛主席边看边沉思，直到读到其中一段关于“未经审批即长期羁押”的描述时，情绪突然明显起了波动。他把信放下，语气坚定地说：“娃娃们无罪！立马放人！” 这句话一出口，身边的工作人员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毛主席平时对政务极为谨慎，极少为个案直接下令，这次却毫不犹豫，说明他认为这不是简单的个别问题。 事实上，1971年正处于“文革”后期，一些地方单位在处理问题时仍然采取极端做法，缺乏法律程序和组织审批，常常凭借群众举报和简单线索就将人带走审查。 很多人被关押数月甚至更久，却没有明确结论，也没有机会申诉。刘思齐的这封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出的。当信送到中南海时，她已经被关押了几个月，没有音讯。 毛主席的指示很快传到有关部门。上海方面在接到指令后，迅速行动，刘思齐被释放，几位与她一同被关押的青年也得以恢复自由。 事情传开后，在干部队伍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手头的案件，也有一些原本因担心犯错而不敢放人的干部，终于有了明确的政策依据进行处理。 刘思齐的身份确实特殊，但她并没有利用这一点向上求援，而是遵循程序，通过书信方式表达诉求。当时她写信时，其实并不知道信件是否能送到毛主席手中。 她只是觉得，自己和其他几位青年人没有做错事，不该在没有证据、没有审查结论的情况下被长期关押。她希望，有人能听得见他们的声音。 毛主席收到信后当天就作出了指示，这种效率在当时并不常见。之所以反应如此迅速，是因为这封信不仅反映了个别人的处境，也暴露出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基层单位对“阶级斗争”过度敏感，动辄以“敌我矛盾”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导致大量误抓误判。毛主席对此并非不知，但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边人”身上时。 更加触动了他对现实的警觉。刘思齐被释放后，并没有立即公开露面。她选择继续低调生活，也未对外谈及此事。但她这次通过信件表达诉求的方式。 在后来党内被认为是一次冷静、理性、负责任的行为，尤其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显得尤为难得。这件事虽然没有被广泛报道，但在相关事务的处理机制中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此后，一些地方开始加强对长期羁押案件的清理，逐步建立起更规范的审查程序，明确了组织审批权限，减少了类似情况的发生。 事件的全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一个人写了一封信，信被送了上去，领导看了信，发现问题，作出处理。但在那个特殊时期，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要成功走完每一步，都不是容易的事。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人负责任、有判断、有担当。这个过程，恰恰说明了制度之下仍有改进空间，关键在于有没有人愿意去发现问题、推动解决。
